法治号
近年来，打着“长租公寓托管”幌子的新型骗局在济南、上海、杭州等多地频发。不法分子以高出市场价1-2倍的租金为诱饵，诱骗业主签订长期托管合同，骗取数万元装修费和3-5个月免租期后卷款跑路，留下空置房屋和蒙受双重损失的业主与租客。此类案件常被误作经济纠纷处理，但其本质实为合同诈骗，亟须司法精准定性，强化源头治理。
新型骗局：披着合法外衣的“庞氏陷阱”
以济南张某某、付某某案为例：二人注册多家酒店管理公司，以高租金吸引业主签订“房屋委托合同”，收取1万-6万元装修费及免租期。实际仅用廉价家具敷衍了事，远未达合同标准。免租期内，将房屋低价短租给农民工、学生套取租金；免租期结束则拒不支付业主租金并失联。资金多用于个人挥霍或填补债务窟窿。其“高进低出”（高价承租、低价转租）、“长收短付”（向租客收年付，对业主月付）的模式，本质是借新租客租金支付前期业主租金的“庞氏骗局”，崩盘是必然结局。
罪责厘清：合同诈骗罪的核心要件
客观欺诈：虚构履约能力，隐瞒关键真相
首先，虚构具有支付能力的事实。通过谎称配备名牌装修、承诺长期运营、伪造交易流水等手段，制造正常经营假象。其次，隐瞒不具备偿还能力的真相。例如，隐匿公司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下无实际资产、资金大量用于个人消费（如购房购车）或填补债务等不具备偿还能力的重大风险。最后，行为人无真实履约行动。由于装修成本远低于收取费用，实质为未建立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仅靠“拆东墙补西墙”手段维持经营，最终资金链断裂跑路。
主观恶意：非法占有目的明确
一方面，公司无自有资金，完全依赖骗取的新资金借以周转，合同签约时便无履约能力。另一方面，资金异常流向，如收取的装修费、租金未用于合同履行核心事项，而是转移挥霍或用于个人目的。并且事后逃避责任，如拒接电话、拒绝赔偿，甚至挑衅受害人起诉，利用“经济纠纷”借口逃避刑事追究。而民事欺诈中，当事人仍有履约意愿，希望通过合同获利。但本案中诈骗分子自始无履约诚意，诱骗业主签订的合同纯粹是骗取财物的工具。张某某、付某某案即是奉行“利润私有化、风险社会化”的典型，实质与骗钱挥霍无异。
数额认定：精准计算以罚当其罪
首先，已实际履约部分应予扣除。租客支付租金的核心目的是获得居住权。若租客已实际租住部分期限，该时段对应的租金金额应从诈骗总额中扣除。例如，租客支付1年租金2.4万元，实际居住3个月，则扣除6000元。此扣除针对的是实现了部分合同目的的金额。
其次，案发前归还金额应予扣除。参照集资诈骗司法解释精神，案发前行为人主动退还被害人的资金，表明其实际经济损失减少，该部分金额不应计入诈骗数额。这体现了损失填平原则和司法公正。
堵漏维权：强化监管与司法精准打击
第一，从源头治理，提高准入门槛。要求长租企业缴纳经营保证金，严格审核其资金实力与运营资质以扎紧制度篱笆。第二，严控资金安全，限制企业一次性收取租客租金的月数（建议不超过3个月），禁止“租金贷”模式，强制建立租金和押金专用监管账户（由政府或银行监管），防止挪用。第三，规范合同文本，通过推行标准化合同。强制企业提供担保（抵押或保证人），明确各方权责与风险。第四，利用司法进行精准识别，穿透“纠纷”表象。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处理涉众型长租案件时，首先应重点核查商业模式异常性，是否存在明显违背商业逻辑的“高进低出”“长收短付”。同时，审查涉案资金真实流向，包括收取的资金是用于合同履行（装修、支付业主租金）还是被转移、挥霍、填坑。第五，强化行刑有效衔接。公安机关对资金异动明显、涉众广泛的案件应及时立案，检察机关可提前介入引导侦查，统一行刑机关之间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标准和数额计算规则，可通过发布典型指导性案例指导司法实践。第六，完善受害人救济路径。在民事层面，厘清合同关系是关键。若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为《房屋租赁合同》，业主可解除合同收回房屋，租客向企业索赔。若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为《房屋委托合同》，则租客与原业主直接成立租赁关系，租客有权住到期满，业主仅能向托管企业追责。在刑事层面，应当积极收集证据（合同、付款凭证、沟通记录、资金异常线索等），推动公安机关以合同诈骗罪立案，追缴赃款退赔。
长租公寓乱象，本质是披着“创新”外衣而侵蚀民生领域的合同诈骗。司法机关必须精准亮剑，穿透“经济纠纷”迷雾，以合同诈骗罪严惩蓄意“空手套白狼”者。同时，根治之道在于源头扎牢篱笆，通过严格准入审核、强制资金监管、强化行刑联动形成治理闭环。唯有如此，才能切实守住百姓“钱袋子”，杜绝“暴雷”伤民，维护租赁市场健康根基，让为解决住房难而生的长租公寓，真正成为城市人才“安居梦”的助力而非陷阱。只有高悬法治利剑，重拳整治乱象，方能涤荡市场积弊，重铸行业清朗。（吕帅康）
编辑：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