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豹》：多重视点下的悲悯与敬畏

作者：程波

电影《雪豹》是已故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的遗作。一个关于人与兽、人与自然的古老命题，在藏地牧民现实生活的语境里被重新演绎，同时营造出一种原生态式的生活困境与宗教般悲悯情怀交织的氛围，万玛才旦导演引领的“藏地新浪潮”的独特、执着与新变也在其中充分体现出来。

故事发生在海拔四千米的青藏高原，雪豹咬死了牧民的九只羯羊后被困于羊圈中，牧民家的大儿子坚持囚禁惩罚雪豹，父亲和小儿子则认为应该将雪豹放生，双方争执不下。于是，记者、调解人员等不同角色相继登场。在电视台纪录片工作者的摄像机面前，雪豹的放与不放、牧民的损失如何赔偿这些直接暴露出来的矛盾之下，隐藏着的是有关人与自然、规则与生存、功利与敬畏的思考。

人与雪豹的关系，似乎是一个“元问题”，源自人类早期对于自身边界和超越自身的自然力量的认知，直至今日我们依然面对着此问题。和谐的人兽关系应是怎样的？怎样才是真正生命意义上的和谐共同体？这是一个具有反思现代性意味的问题。而《雪豹》用一种看似从平静中流淌出来的智慧，表达了人类站在超越自身限制位置上的悲悯，以及对生命、对自然、对平等的敬畏。

人与雪豹关系的另一个层面是人与人的关系。“雪豹是这样，人的世界也是这样啊！”影片中纪录片导演随意的感叹不是闲笔。放与不放的矛盾，其实是人类之间的问题，个体与集体、人情与法律乃或公与私、僧与俗的二元论如何打破？人的诸如民族、职业、宗教等身份意识与诸如性别、性格、需求、欲望、信仰等个体差异之间的矛盾或平衡，由此而来的排列组合，如同万花筒一般纷繁。在《雪豹》中，喇嘛与纪录片导演的同学关系里有僧俗之辨，但又在雪豹的事情上相互理解和支持；喇嘛与父亲、兄长三者之间虽有僧俗之隔但血浓于水，可在关于雪豹的矛盾中相互掣肘，矛盾似乎如此不可调和；纪录片团队内部成员之间有民族、语言、工作经验、健康状况上的差异，也有导演对摄像诸如“你赶紧拍”“为什么没有拍下来”之类的质问，但整体上如同开场的车内交谈戏、中段那场生日戏所示，团队为了同一个目标，有着认真负责的职业态度，是一个整体；纪录片团队与拍摄采访对象之间，在“旁观”与“介入”的矛盾关系中，一是模仿了观众的代入感，一是给了矛盾在镜头前放大的可能——片中人物对着纪录片镜头的抱怨咆哮失控，乡政府官员、警察与牧民的冲突，这些真实自然又充满戏剧张力；纪录片导演与女友在工作与情感之间的小风雨，是被红外相机拍摄到的雪豹影像平息的。究竟是影像的奇观性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更能打动人？这虽是电影的支线点缀，却颇有意味。《雪豹》里的事件和时空切口很小，却如同一个独特又典型的生活样本与社会隐喻般丰富，这些是万玛才旦对世事人情的善意与悲悯，也是对生活本身的敬畏。

价值观立场和叙事层次结构有一个交叉点，那就是视点。纪录片具有相对客观和多角度呈现的意涵，所以这次《雪豹》的戏中戏嵌套结构虽在形式上类似2009年万玛才旦执导的《寻找智美更登》，但与《寻找智美更登》中的找寻藏戏主角相比，《雪豹》的直面人与自然、人的生活和矛盾要更当下、更复杂。生活在变，生活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交流的媒介也在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尽管纪录片摄像机这个视点对电影来说是基础性的，非常重要，但电影不仅仅有这一个“伪纪录”意味上的视点，在纪录片和电影这两层叙事之间，《雪豹》中的媒介还呈现着源于生活的多元性：手机视频对话、红外相机、电脑上的高清网络视频，这些如同第三座桥梁联通了人与雪豹、个人与他人，这与万玛才旦导演的《静静的嘛呢石》《老狗》等多部作品中出现的电视机、VCD作用颇为相似。电影里多次出现提示摄像机多拍一点的内容，也多次出现了直接“使用”（模仿）摄像机视点拍摄雪豹的镜头——摄影机与摄像机有重合，但那些摄像机没法到达的地方、没有拍下的事情，摄影机都做到了。

当然摄影机也有它无法直接“再现”的事情，比如雪豹的主观世界与人的内在精神，这就需要“表现”。万玛才旦曾在《塔洛》里第一次使用黑白影像，而《雪豹》一个突出的视听特点就是黑白和彩色影像的交替使用，黑白呈现前史或前世，刻画内心与信仰；彩色则对应今生此时，肉身与现实。前者的超越性、冷峻、稳定，与后者的烟火气、功利、晃动形成了明显的反差。特别是雪豹的主观拟人视点下的黑白镜头，隔阂仇恨、报恩救人段落有着强烈的表现主义风格，将原本的人与自然竞争的两难处境更具说服力地表现出来：黑白与彩色之间，矛盾虽不可避免，但人对野生动物的进攻性捕猎或者防御性惩罚，在强调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的当下，应该会多出一种不仇恨、不打扰、不伤害、和谐共生的“第三条道路”。

《雪豹》延续了万玛才旦电影的很多元素，同时也完成了一种作者式的突破，这是走出创作舒适区的态度与能力，是一种倔强的继承和创新。尤其要说，电影对高工业水准的特效技术的使用，不仅在视听和叙事层面完成了对雪豹形象直接的、可信的、奇观性的建构，而且在电影风格层面找到了“技术作者”可能的创新点。实际上，近几年来，“藏地新浪潮”在题材、风格、策略上均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比如《回西藏》《千里送鹤》等艺术诗意与主旋律的结合，《撞死了一只羊》《一个和四个》等作者与类型的平衡。《雪豹》在中小成本艺术电影与电影工业新技术融合上坚毅地进行了探索，我理解，这也是一种悲悯情怀，是万玛才旦导演对电影的热爱执着、对传承创新的自觉追求、对未来新的可能性的敬畏。

（作者系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副院长，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