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号
编者按：家暴从来不是家务事。2016年3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开始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及各职能部门在防治家庭暴力上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地方立法机关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的实施办法也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结合近期出台的司法解释和地方立法，本刊推出一组报道供参考。
本刊记者 徐明皎
7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规定》在8月1日已经正式施行。
《规定》出台后，基层法院反响强烈。8月1日以来，多地法院密集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保护家暴受害当事人合法权益。
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10917份
为防治家庭暴力,2016年3月1日起施行的反家庭暴力法专章规定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
在北京安嘉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张丽珍的帮助下，一名遭受家暴长达30年的女性申请到了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位女性想要跟丈夫离婚，因害怕被丈夫报复，30年来从未报警或者保留任何证据。“来找我们的时候，是因为一件小事被男方打了7个小时，除了满身的伤痕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施暴者是她丈夫。” 张丽珍回忆说。
在给受害者的伤情进行拍照取证后，律师带她回到事发所在地的派出所报案，并做了伤情鉴定。经鉴定这位女性身体损伤构成轻伤一级。很快，当地公安机关向施暴者出具《立案告知书》。“拿到告知书，我马上向法院申请，获得了当地人民法院出具的第一份《人身安全保护令》，后又顺利帮助该女性拿到离婚判决。”张丽珍介绍说。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二级高级法官王丹曾撰文透露，截至2021年12月31日, 全国法院共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10917份,有效预防和制止了家庭暴力的发生或者再次发生。
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妇联共同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合作建立健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机制的通知》，提出人民法院“要进一步统一家庭暴力事实认定标准，加大依职权调取证据力度，适当减轻受害方的举证责任”“各级妇联组织在接到家庭暴力投诉反映或者求助后，应当及时给予家庭暴力受害人帮助”。
证据不足成为主要制约因素
有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在婚姻中曾经受到侮辱谩骂、殴打等家庭暴力的女性占比为26.2%。但是，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因证据不足而被法院驳回的情况在实践中占有一定比例，受家暴当事人维权仍然面临诸多困难。
张丽珍讲述，当时新的司法解释还未发布，单凭伤情照片难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条中认定家庭暴力事实的证据为公安机关出警记录、告诫书、伤情鉴定意见等。“实践中，大多数当事人无法提供，就会导致因‘证据不足’而被驳回。”
来自基层法院的一份调研显示，在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案件中，不仅存在申请人举证能力不理想，证据有效性不足的问题，不同法院或法官对家庭暴力的认定也存在不同理解。
王丹在其文章中坦承，“近年来,人身安全保护令在作出和执行等环节还存在一定问题,影响了该制度作用的有效发挥。比如,证明标准过高,‘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认定不准确,协助执行部门职责模糊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将“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作为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条件之一，但未明确认定标准。
进一步减轻受害者举证负担
为有效实施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 2022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妇联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 明确提出人民法院应当建立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受理“绿色通道”,加大依职权调取证据力度, 依法及时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这次《规定》对保护令案件中的证据与证明规则作出了增补规定。对于《规定》列举的十种证据形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祁建建看来，这十余种可作为法院认定事实根据的相关证据，极大扩充了证据材料的来源和范围，使证据具有开放性和广泛性。
张丽珍介绍说，《规定》明确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证明标准是“较大可能性”，而不是“高度可能性”，在明确证据的基础上，将受害者举证负担进一步降低。“此举有助于充分发挥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作用。”
在她看来，除了证据与证明规则方面的变化，《规定》还有不少亮点，比如明确人身保护令保护范围、明确家暴行为、加重惩戒力度等。
在祁建建看来，《规定》有助于解决保护令在实践中申请、举证、认定、执行等环节的难题，切实保障受害人权益。“新规不仅为遭受家暴的女性，也为家庭其他弱势群体成员提供了很好的指引和保护。”张丽珍表示。
张丽珍还呼吁，居委会、村委会、妇联等一线部门发挥各自职能，及时跟踪、记录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情况，为受害人提供法治教育、心理辅导，并主动帮助受害人及时与人民法院、公安机关联系，确保保护令执行到位。
编辑：王占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