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号
李启超
穆某在某公司担任店铺副经理，2025年8月1日至10月19日期间，应店长宋某要求，代其上下班考勤打卡共计39次。公司依据《员工手册》中“冒签考勤记录或代他人考勤的双方，立即解除劳动合同（无任何经济补偿）”的规定，于2025年12月15日解除与穆某的劳动合同。
穆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公司对仲裁裁决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公司主张穆某违反公司《员工手册》中相关管理规定，该员工手册的制定、修改经该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并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已通过签署确认书等方式，向穆某在内的全体员工进行了公示和告知。
该员工手册的制定、修改程序及制度规定的内容并不违反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前也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公司以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为由，于2025年12月15日单方解除与穆某之间的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一审判决如下：公司无需向穆某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9393.08元。
穆某提起上诉，理由是自己替店长打卡，是其指派的工作，无故意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且公司人资部门设有监控却未过问，系公司管理疏漏导致其产生错误认知。
二审法院认为，穆某作为任职多年的员工，明确知晓代打卡属于严重违纪，即便系接受店长指令，员工对于明显违反规章制度的指令本应拒绝执行。连续39次代打卡行为已经超出合理履职范畴，不属于善意服从工作安排，而是属于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情形。
二审认为穆某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起劳动纠纷案件，表面看属于企业用工管理范畴，背后却提出一个具有普遍警示意义的法治命题：面对上级作出的明显违规乃至违法的指令，如果一味盲从、唯上是从，将带来不容忽视的法律风险。该逻辑不仅适用于各类市场主体的职场从业人员，对广大公职人员依法履职同样具有重要启示。劳动法律确立的权责对等、违法必究原则，与公职人员履职相关法律规则精神高度契合，无论何种岗位，行使职权、履行职责均要坚持权责一致，实施违法行为就要承担相应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六十条对公务员执行上级决定、命令作出清晰制度安排：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制度条文划定了履职的法治边界，但实践当中，少数公职人员仍存在认识偏差。有的受好人主义、圈子思维影响，抱有“责任由上级承担”的错误侥幸心理，对上级作出的违规授意、明显违法指令不加辨别、照单执行。按照法律规定，一旦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和命令，作出指令的上级要承担责任，盲目执行的公职人员同样不能免责，情节严重的还会触及刑事法律红线，相关教训十分深刻。
在金融领域职务犯罪典型案例中就有此类情形：案件承办人员身为业务审查岗位公职人员，在上级人员指使之下，明知项目不满足审批条件，仍然违反工作流程签批上报材料，最终造成机构重大财产损失。行为人虽在共同违法犯罪中居于次要地位，但依然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客观来讲，拒绝上级不当指令，现实中往往会面临人际关系、工作环境等方面的现实压力。但必须清醒认识到，法律责任不能因“听从领导安排”而免除，盲从违规指令造成的法律后果，执行者本人同样要承受。
对于广大公职人员而言，必须树牢法治思维，恪守正确权力观政绩观。面对上级决定、命令，要做好合法性甄别：发现存在错误的，依规向上级提出纠正意见；如属于明显违法的指令，不能简单机械服从，还可依照程序向上级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如实反映情况。履职全过程坚守法治底线，坚持实事求是，恪守为民履职的根本要求。
尤其对于新入职年轻公职人员，更要强化这方面的风险防范意识。部分年轻干部社会阅历不足，容易把个人发展寄托依附于个别领导，进而模糊原则底线、放弃法治判断。这一群体更应当扣好履职“第一粒扣子”，分清服从组织与盲从个人的界限，始终把法律纪律作为履职的根本遵循。
（作者系《法治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预防职务犯罪中心主任）
编辑：刘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