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纬 理论纵横

□ 张玉琢

历史中国何以在诞生之初即成为一个“大国”？

这个大国在制度层面如何进行自我组织和自我完善？

通过历史中国的宪制实践，我们是否可以揭示一般宪制可能或必须面对的困境，并提出具有现实关怀的学理反思？

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许多，我们可以继续追问下去。这些重大学术问题，正是北京大学法学院苏力教授积十余年之功，深入思索、探究并尝试解答的对象；这些研讨首先体现为一系列精彩纷呈的学术文章，其总结性成果，则是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8年1月出版、2024年3月推出修订版的学术专著——《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

一、“家·国·天下”的内容框架

如前所述，对大国之问的上下求索，是《大国宪制》一书的宗旨所在。这么宏大的话题，本书究竟是怎样展开呢？

总体说来，本书首先以《引论》及其附录，将地广人众而又并非通过征服建立的、作为“大国”的历史中国（也即古代中国），与西方历史上的城邦、帝国、封建国家、联邦国家进行了区分，解释了“何为大国”；接下来的十一章正文及附在相应章节后的三篇附录，则聚焦于“为何大国”和“如何大国”，特别是“历史中国如何以宪制进行自我塑造”这个主要问题。针对这个主要问题，本书充分汲取本土知识资源，按照从“齐家”到“治国”及“平天下”的逻辑顺序，层层递进，深入剖析了历史中国在宗法封建、父子长幼、男女两性、兵制与军事工程、边政区划、度量衡标准、经济政策、文字语言标准、政治人才选拔、皇帝制度、国人与村民等诸多方面的构成要素，对历史中国的宪制经验进行了总体把握和深度总结，从而重述了历史中国的制度图景。

以上“家·国·天下”的逻辑层次，便是本书的主要内容框架，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引论和结语还包含了作者作为资深法理学者多年的思考心得，不仅申明、深化了本书的旨趣，而且对于以历史为素材展开法社会学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感兴趣的读者，请一定不要错过。

二、纵横驰骋的理论视野

若把书比作一座建筑，那么内容框架提供的只是建筑的设计纲要；要真正把它造起来、让它立得住，须先选好基址、打好地基，当然也少不了建材、建筑工具和匠人的技巧，否则就无异于“无米之炊”、只是空中楼阁罢了。将这个比喻还原到学术独著，此处所考验的，就是作者的理论素养，特别是学术眼光、知识资源、研究方法，有时甚至还包括人生阅历。就此，我想分历史学、政治学、法理学三部分来介绍。

其一，历史学提供了本书的主要研究素材。历代史家留下的传世名作，从《左传》《史记》，到《日知录》《廿二史札记》，为本书提供了主要的史料来源；在此基础上，作者特别留意参照思想史文献进行分析和勾连，同时注意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间的对照；同时，就每一重要问题，都注意留意其学术史。由于本书并不以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考订、复原为主要宗旨，在涉及各专门史的史实问题时，苏力老师也更多地使用了历史学家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像是第五章分析政区时引用周振鹤先生的著述，第九章谈及官员选拔制度时参考阎步克教授的作品，都是这方面的例证。

除了分析素材，历史学也为本书提供了一定的分析方法与思路。例如按时序排比史实、在时间的纵轴上观察制度沿革，就是历史学的典型方法；对不同环境下发挥相同功能的制度进行跨越地理空间的横向对比，可以说是比较法的思维，而历史学中也未尝没有。这些在本书中都有体现。但就主要部分而言，历史学提供的仍是本书的“基址”“建材”“物料”，而不是研究方法。

其二，政治学提供了本书的一部分关键思想资源。本书的出发点，是历史中国的大国建构过程中面临的核心政治问题，在分析过程中也格外注重对古今中外政治学思想理论的引用，自先秦诸子百家和同时代的古希腊哲人，至启蒙时代的卢梭等思想家、美国建国之初的联邦党人乃至近现代重要政治思想家，都有涉猎。这些引用，会有排比并列，但绝不求大段铺陈，更多的是提炼异同，启发思考，在关键的位置发挥学理作用。

其三，作者所专精的法理学，决定了本书主要的学术定位。如作者在附录4中所说，本书的研究旨趣与历史学不同，“不言真，也不言精准”，追求的是社会科学上的理论成果，在这个意义上“力求言之有理，言之成理”，成就“一本理论著作”（修订版第489页）；而这种“理论”，又是“经验的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就此而言，“不是——甚至痛恨——形而上的政治法律哲学的理论”（修订版第493页）。这正是作者长年从事法理学，特别是法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所形成的学术趣味的真实写照。这样的研究，一方面对于一般社会科学理论持相当程度的开放态度，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经济学的分析既出现在本书谈论经济制度的章节；另一方面，这种研究格外强调关注行动中的规范，而非停留在文本意义上的法律，这就将历史中国一些并未形成制度文本、但在社会实践中至关重要且代代传承的做法纳入其中，进一步扩展了本书的学术视野。

以上历史学、政治学、法理学三部分知识资源在本书中的展开，绝非相互割裂，而是既各司其职又彼此联系、浑然一体。例如，在分析经济制度的第六章中，作者便使用了《史记》《汉书》等传世史料、《商君书》等思想史资料以及《睡虎地秦墓竹简》等出土材料，从政治需求的角度展开法理分析，有理有据地提出颇多独到见解。之所以本章将度量衡的统一而非货币的统一作为论述重点，是因为回溯到《史记》等文献记载中，前者才是秦国政治家关注的重点；之所以强调“度量衡”中重要性的实际排序应该是“量衡度”，则是综合比较不同文献并对照历史实物，特别是传世及出土的度量衡三器的结果。上述比较或许显得抽象，然而作者的真实意图绝非在语词上纠结，而是直指这一系列经济制度的政治功能，即建立自下而上的税收体制，确保其公平；助成自上而下的俸禄制和监察考课制，对历史中国的官僚制度起到支撑作用；促进数目字管理的应用，成为历史中国由内而外规训周边族群的重要方面。这样的分析，既回归了秦汉以来历史中国由国家主导的经济流通体制的一般情境，从而没有落入当代市场经济环境下、学者普遍强调“国内统一大市场对一个国家的意义”之窠臼；又真正从政治体的需要及其与制度功能的对应关系出发，推导出上述制度在作者眼中对历史中国大一统格局的实在意义，具有浓厚的理论意味。

历史经纬，理论纵横；修齐治平，家国天下。分析至此，我们可以说，本书兼具理论洞察、历史溯源和现实关怀，既融汇了法理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知识资源与研究进路，又将纵向的动态观察与横向的跨空间对比结合起来，分析的层次则始终坚持在社科理论而非历史考证的层次，从而使本书不仅宏观地揭示出历史中国数千年传承、具有强大活力的原因，还阐释了历史中国对人类制度文明做出的独有贡献。

三、面向大众的真诚表达

上文侧重于从学术性的角度介绍本书，这是否意味着，本书主要是一部面向专业研究者的著作呢？答案是否定的。让我们看出自第二章（修订版第112页）的如下语句：

在我看来，制度往往因经典而被言说，却很少因经典而发生，更不大可能仅因经典而延续。这是马克思开创，并为尼采、霍姆斯和福柯等拓展的知识考古和谱系学阐明并一再强调的。从经典文本回到农耕中国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才能理解本来由村落社区压力保证执行的习惯法“子孝”，为何在后代王朝会变成一种宣示性法律义务 ；也才能理解，为什么儒家的首要教诲“父慈”却一直停留为没有牙齿的社会规范。

“言说”“发生”“延续”，这三个词汇都不是专业术语，却庖丁解牛般地将制度与经典文献之关系的不同侧面拆分开来，十分便于读者理解；知识考古学与谱系学的学术史，寥寥数笔便勾勒出来，感兴趣的读者自可进一步查询了解，若不求甚解，亦不影响下文的理解；用来指称“子孝”的“习惯法”和“宣示性法律义务”当然带有术语意味，而下文“没有牙齿的社会规范”这一譬喻不仅解释了“父慈”，也互文地回扣了“子孝”的问题。再如第五章（修订版第201页）分析分封制时提到：

即便是血缘亲情，也难以保证周礼的持续实践。周公的天才制度设计，“礼治”意识形态，架不住时光啃噬，架不住利益对血缘的侵蚀。

侵蚀、啃噬，依赖血缘关系的制度在漫长时间与代际之下被动与孱弱，跃然纸上；引用虽只一句、十四字，却极为生动地将个中道理提点出来。

当然，作者也有必须处理术语问题的时候。《引论》就是其中的典型篇章，作者详细解释了本书使用“宪制”一词的理据，但强调语词本身的定义并不那么重要，书中的一些词例，不需要更多说明，其语义流变，都是当代互联网语境下普通中文读者一望便知的；在此基础上，作者想要表达的“共识或定义注定流变”的道理，也就一望便知了。这样的类比，大大降低了读者理解相关问题的门槛，而这正是作者期待的——不是为了说服，而是为了能够给人以启发，至于获得启发后是否与作者的观点一致，则在所不问。

这样一种读者友好的写作态度，在本书修订改版的过程里，自始至终得到坚持。在2024年3月推出的《大国宪制（修订版）》中，全书经过修改补订，约增加三万字。新版对观点表达进行了完善，对史实和资料进行了核订，期待给读者带来更多智识收获。

在本文的最后，让我们从书回归到人，从作者侧面对本书的特点进行一个小结。三十年来，法社会学的研究思路，法经济学的知识资源，独到且犀利的视角，通俗而不失精彩的修辞，为苏力的作品打上了鲜明的个人烙印，《大国宪制（修订版）》正是这一学术写作序列的最新成果。作为中外知名的资深学者，作者拥有广阔的学术视野，这保证了本书内容的丰富性；坚持一以贯之的论证思路与宗旨，保证了本书内容的体系性与逻辑性；语言风格尤其独树一帜，保证了全书的可读性。作为本书责编之一，我个人从本书中收货甚多，也将这本书推荐给大家。

（作者系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