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行走的“法律字典”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晓锋

□ 法治日报全媒体通讯员 马弘 张博

“有他在，案件质效就稳当了”“办案非常严谨，平时同事都喜欢请教他”“他有着扎实的法律专业素养，是重庆重罪检察领域的一把好手”……

他就是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二部三级高级检察官吴登伟，在重罪检察岗位上耕耘16年，先后荣获重庆市十佳公诉人、全国优秀公诉人、全国优秀重罪检察人才、全国优秀办案检察官等称号。

深挖细节

“一切从证据出发，坚持证据裁判原则”，是吴登伟一直坚守的办案理念。在他看来，重罪案件保护的法益重大，配置的刑罚也重，所以他一直要求自己不放过任何影响案件认定的关键情节。

“是朋友让我将‘送货人员’的电话转发给赵某的，后来才知道这与毒品交易有关，我是无辜的。”2021年8月，吴登伟在承办王某涉毒上诉案时，审查到这段辩解。

原来，王某是一起毒品案件的漏犯，潜逃多年后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同伙赵某等人已被判决并交付执行。

一审判决认定，王某是通过发短信安排运毒人刘某、同伙赵某、买毒人何某交接毒品的。王某是否实施了直接安排毒品交接的行为，是影响本案能否对其定罪的关键。

“有几分证据，才有几分事实。”通过反复审查、深挖细节，吴登伟认为，证明王某通过发短信给各方安排毒品交接事实的证据体系不完整，以此认定王某构成犯罪存在障碍。

吴登伟决定再次梳理全案证据，寻找其他突破口。由于王某几乎是零口供，刘某未归案，赵某也已因本案及其他毒品犯罪事实被判处死刑，涉案短信因技术原因未提取在案，全案能够进一步核实的就只有已刑满释放在外的买家何某。吴登伟决定重新讯问何某，核实王某的关键行为。再次讯问时，何某否认了王某发短信安排的情节，供认了王某通过打电话安排其接取毒品的相关细节。

对此，吴登伟决定转变思路，不再以王某发送短信安排毒品交接作为证明对象，而是详细梳理赵某、何某关于王某参与犯罪的供述，并结合二人分别与王某之间手机通话的具体时间点、主（被）叫关系、通话时长、通话基站等客观证据进行比对综合审查。

最终，吴登伟认定，王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安排毒品交接。这个结论也得到二审法院的认可，裁判认定王某打电话安排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对王某作出有罪认定。

匡扶正义

2019年8月，王兵（化名）酒驾引发交通事故后逃逸，刘某在这次事故中不幸身亡。王兵归案后，一审法院认定王兵肇事逃逸行为属加重处罚情节，再综合考虑其到案后向刘某家属支付了赔偿等情节，以交通肇事罪依法对其判处有期徒刑3年。王兵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期间，法院认为交巡警在划分事故责任时，对王兵肇事后逃逸的行为已经评判过一次，一审判决又将该行为评判为加重处罚情节，属重复评价，同时考虑到王兵积极赔偿，遂改判其有期徒刑1年。

刘某家属对这个结果不服。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查本案的检察官吴登伟，对二审判决也不认同。

究竟该如何评价交通肇事罪中的肇事后逃逸行为？吴登伟认为，需要在准确分析事故前因后果的基础上，审查逃逸是否是划分事故责任的依据及入罪要件，再结合禁止重复评价原则进行评判。

针对这一情况，再次审查案卷的吴登伟提出，引发事故的并非王兵的逃逸行为，而是他案发当晚多次饮酒、经过事发路段时未开启车灯、雨刮、未减速让行等多个违法行为，所以王兵即使没有逃逸行为，也应承担事故全责，构成交通肇事罪。因此，将王兵肇事后逃逸行为评价为加重处罚情节，并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此外，王兵撞倒刘某后逃逸时，还将刘某拖行1公里多，情节十分恶劣。

“如果不予纠正，对被告人就是轻判放纵，这样的案件法律效果首先出问题，更谈不上社会效果。”吴登伟说。

最终，该案再审抗诉后法院依法改判，将二审改判的有期徒刑1年改判为有期徒刑3年。

追求极致

近年来，吴登伟将“办准办好办活”重罪案件作为自己的专业追求，积极钻研创新，撰写的数十篇调研文章在《人民检察》《中国检察官》等刊物上发表，还曾在检察理论年会上获奖。

“一个人把案件办好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可以影响一批人，大家一起在重罪检察工作中追求极致。”吴登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吴登伟研发的《捕诉一体下引导侦查相关问题及破解》课程，针对如何具体开展引导侦查取证，创新提出“三步走法”和引导侦查取证的具体表述结构，有效解决了实务办案中引导侦查取证在针对性、操作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这门课程也获评第二届重庆市检察精品课程第一名。

“他就是一部行走的‘法律字典’。”私下里，遇到疑难案件，同事们都愿意与吴登伟探讨。

对吴登伟而言，这是大家对他的信任，更是鞭策。他告诉记者，作为新时代青年检察官，要筑牢政治忠诚、肩负起时代重任，要“青春向党、不负人民”，在专业的道路上奋力奔跑，用实际行动践行好检察官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