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号
徐日丹
“我并不埋怨医院报案，恰恰是这事给了我一个深刻警示——教育孩子不能简单粗暴，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法律意识。”
从医生发现女儿遭家暴报警，到被检察机关批捕、起诉，再到被取保候审、接受救助……2020年所发生的一切，成为姜杰（化名）今生抹不去的记忆。
女童疑遭家暴，医院及时报警
2020年2月27日上午，一名抽搐伴有昏迷的3岁女童被120急救车送到北京儿童医院抢救。
虽然女童很快恢复了意识，但医生发现，女童双眼周、右面部可见淤血吸收痕，背部下方可见多处陈旧伤。
在医生的询问下，女童的妈妈含糊地说：“孩子被她爸摔了一下。”次日，经过多科室的专家会诊，北京儿童医院作出专业判断，认为女童受伤可能是家庭暴力所致。随即，该院通过保卫处向驻院公安民警报了案。案件当日移交至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办理。
面对医生和警察的询问，女童的父亲姜杰坦承，2020年2月中旬的一天，他和妻子因孩子教育问题发生争吵，一气之下把女儿彤彤（化名）重重摔在地上。
经法医鉴定，彤彤为重伤二级，门头沟公安分局刑侦支队遂决定立案并在第一时间向门头沟区检察院通报情况。2020年3月初，经公安机关提请逮捕，门头沟区检察院对姜杰以涉嫌故意伤害罪作出批捕决定。
面对检察官的讯问，姜杰认罪悔罪，同时也向检察官吐露了自己生活的不易：妻子患有智力残疾，两个孩子年幼，母亲患癌症急需手术费用，养家的重担压在他一人身上，希望能够早日出去挣钱。
鉴于彤彤身体恢复较好，2020年5月25日，门头沟区检察院对姜杰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决定对其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6月下旬，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在办案的同时，门头沟区检察院不但为彤彤申请了小额爱心基金，争取到了社会救助和司法救助，还对姜杰夫妻二人实施了心理疏导，帮助改善家庭关系。
检察机关同步介入，将案件办成典型
2020年底，彤彤迎来四周岁生日，办案检察官刘玉霞特意带着蛋糕和礼物探望。见到姜杰一家其乐融融，刘玉霞很欣慰。
令刘玉霞没想到的是，她办理的这起“小案”经媒体报道，引发了社会各界关注，并入选2020年度十大法律监督案例。
“这是一起医务人员基于强制报告制度果断报案的监护侵害典型案件。”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厅长史卫忠看来，强制报告制度对这起父亲故意伤害女儿案的及时发现、处理起到了关键作用，为第一时间保护、救助被害人，惩治、阻断犯罪创造了条件。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宋英辉认为，这起案件，是强制报告制度的有益实践，医院“教科书”式报案，公安机关迅速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同步介入，具有非常典型的示范价值。
“2020年以来，已有不少虐童、伤童、性侵等案件通过强制报告得以发现，该项制度也逐渐获得全社会的广泛认同。”史卫忠介绍，近年来，检察机关一直积极推动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建设。最高检联合多部门出台《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将刑诉法、反家庭暴力法等相关规定细化为具体制度要求，该制度已被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吸收。各地检察机关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加强宣传培训，完善操作细则，开发举报平台、App、小程序等，畅通报告渠道，确保强制报告制度落到实处。
结案不是终点，司法救助显温情
“强制报告呵护成长，司法救助温暖民心。”全国人大代表，民进北京市委副主委、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校长张礼斌通过最高检微信公众号关注到了这起父亲故意伤害女儿案。
张礼斌认为，门头沟区检察院在办理这起案件中，没有“就案办案”，而是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理念为指引，积极开展多元化持续性救助，帮助被害人及时治疗、迈上健康快乐成长的人生道路，切实体现了司法温度、温情和温暖。
宋英辉也认为，门头沟区检察院在妥善办理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案件中及时发现司法救助线索，专门定制了针对被害女童的个性化救助方案，帮助因案致贫的被害家庭摆脱困境、重燃希望。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为未检工作提供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希望检察机关牢固树立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理念，积极发挥未成年人保护‘领头羊’作用，推动形成全社会参与未成年人事务治理的新格局，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宋英辉如是说。
各方声音
全国人大代表，民进北京市委副主委、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校长张礼斌：检察机关通过用心用情办案和司法救助，当好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守护者”，用检察担当促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宋英辉：检察机关联合相关部门推动建立强制报告制度，让“旁观者”变成“参与者”，让全社会都参与到保护未成年人工作之中，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早发现、早制止、早惩治。
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张成晔：近年来，国家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愈加重视。随着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我们也将获得更多执法司法人员的帮助，共同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最高检第九检察厅厅长史卫忠：检察机关将进一步抓好强制报告制度的落实，使这项制度在解决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发现难、取证难、指控难等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也为司法机关通过办案推动形成上下一体、协作联动、及时有效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格局奠定制度基础。
编辑：杜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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