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负起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四种角色

□ 法制网记者 吴晓锋

未成年人是国家发展的未来，民族复兴的希望，保护孩子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而当前，一方面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情况仍然严重，直戳社会痛点，引发广泛关注；另一方面未成年人犯罪日益低龄化、暴力化、网络化，给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

面对新问题、新情况，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贺恒扬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检察机关应担负起守护者、引路者、传播者、推动者四种角色。

做未成年人的守护者

“检察官不仅是国家公诉人，更要当好未成年人的守护者。”贺恒扬认为，惩治是最好的保护。检察机关要彰显刑法威严，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成年人拉拢、迫使未成年人参与黑恶犯罪组织犯罪，暴力伤害未成年人犯罪，侵害农村留守儿童等犯罪，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从严打击。

贺恒扬说，新时代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应从传统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向全面司法保护转变，为此，重庆市检察院探索未成年人民事、行政、刑事执行、公益诉讼案件一体化办理，使在刑事犯罪案件中发现的未成年人民事权益、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案件，能快速办理，有效监督。

“重庆市检察院联合市教委建立教职员工入职查询和从业禁止制度，就是要筑起‘防火墙’挡住‘大灰狼’。”贺恒扬说，在综合施策护航未成年人安全成长同时，还要传递司法温情，关爱未成年人被害人。重庆检察机关联合市公安局建立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工作机制，使案件询问、证据提取、医疗检查、心理疏导、司法救助等工作能够在同一场所一次性完成，避免“二次伤害”，并为被害人提供司法救助。

做迷途少年的引路者

“大多涉罪未成年人系初犯、偶犯，具有教育挽救可能性。”贺恒扬认为，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要以“人”为重心，不就案办案，要将精准化帮教、个性化修复贯穿办案始终，当好迷途少年的引路人。

贺恒扬介绍重庆检察机关的做法时说，进行“观念修复”，通过法治训诫、不起诉宣告、责令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法庭教育等工作，培塑涉罪未成年人的法治意识、规则意识；推行公益修复计划，责令涉罪未成年人做义工，在社会劳动和公益活动中提升责任感和获得感。进行“行为修复”，对情节轻微的涉罪未成年人，通过附条件不起诉考察帮教等措施，帮助其改变恶习；将重返校园读书、帮助失独家庭孤寡老人、改善家庭关系等作为不起诉帮教考察内容。进行“环境修复”，将涉罪未成年人送入观护点学习谋生技能，进行物理隔离，引导其重新规划人生，提升回归社会的本领；与教育部门建立转学、复学机制；开展强制亲职教育，帮助修复家庭、生活环境。

做法治精神的传播者

2012年，重庆市检察机关取“莎草”“治病救人”的涵义，以检察官王莎的昵称为名，创建“莎姐”未检品牌，组建了416名检察官、1301名志愿者的“莎姐”普法，持续8年传播法治精神。

“我们实行全市三级检察院检察长、分管检察长、未检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制度，定期去讲法治课。”贺恒扬介绍说，重庆检察机关公开招募1301名“莎姐”志愿者，吸纳50名心理咨询专家、241名教师加入“莎姐”团队，广泛开展“莎姐”法律志愿者活动。

“我们还有针对性地开展特殊普法。”贺恒扬说，在留守儿童多的乡镇学校设立68个“莎姐”工作站，对乡镇学校进行定点普法；会同市教委开展“防性侵”专项普法561场；在15所职校聘请学生担任“莎姐”法治宣讲员，引导学生自治。

做制度建设的推动者

贺恒扬说，目前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较为突出，大量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违法案件在公安环节就终结，因缺乏强有力的矫治措施，大多数未成年人抓了又放放了又抓，形成困局。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我期待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订早日完成。”贺恒扬认为，对罪错少年的矫治干预进行立法规范，“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应从送专门（工读）学校矫治、送专门收容教育场进行强制教养上进行立法规范，把保护、教育、管束落到实处”。

贺恒扬说，在调研中发现，家庭教育缺位是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原因，应从立法明确对其监护人开展强制亲职教育，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司法机关接受亲职教育，或拒不履行相关监护、教育职责的监护人，予以处罚。建议对强制亲职教育进行立法规范。

贺恒扬认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应该是全面的、综合的，对烟酒、彩票销售、网络信息传播、产品质量安全、文化宣传等领域侵害众多未成年人利益，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等”外公益诉讼也应予以立法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