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昌波 张慧敏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最基础、最富弹性的单元。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基层治理的制度设计主要以个人和农户为对象,家庭作为道德养成、秩序维系和治理参与单元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制度化表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在“健全社会治理体系”部分明确提出“健全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基层治理中作用的机制”,并将其置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的整体框架之中。这一表述,为观察和评估地方层面的相关探索提供了权威的政策坐标。
浙江浦江是“江南第一家”(郑义门)的所在地。近年来,浦江以郑义门《郑氏规范》所承载的传统家风资源为参照,探索建立“好家风指数”评价体系,把抽象的道德倡导转化为可量化、可评议、可激励、可持续的治理机制。2025年9月,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网站刊文《“好家风指数”助力基层善治(工作实践)》,肯定了浦江的做法和经验。笔者多次赴浦江实地调研,试图回答三个问题:传统家风资源通过何种机制进入现代治理场域?“好家风指数”的创新模式与实际成效如何?它对完善家风建设在基层治理中作用的机制,又具有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一般意义与需要警惕的边界?
一、问题背景:基层治理中家庭单元的“隐性化”及其困境
理解浦江的探索,首先要回到家庭文明建设和基层治理共同面临的现实困境。
其一,家庭文明建设长期存在“虚化、软化、难持续”的问题。所谓虚化,是指工作停留在发倡议、贴标语、评先进的层面,缺少可落地、可感知的具体抓手;所谓软化,是指道德倡导缺乏相应的激励约束,规范的内在约束力不足;所谓难持续,是指推进方式往往带有活动式、运动式特征,热潮退去后难以沉淀为长效机制。三者叠加,导致家风建设在一些地方沦为基层工作的“软任务”。
其二,基层治理同样面临大量“管不过来、判不完”的微观事务。邻里纠纷、环境整治、诚信经营、公共参与、移风易俗,这些大量发生在家庭之间、院落之间的“小事”,构成了基层治理最日常、最琐碎的内容。单靠行政命令,治理成本高且容易引发抵触;单靠法律裁判,司法资源有限且刚性裁决往往难以修复关系。如果能够激活家庭这一最基础的治理单元,让千家万户从“被动接受管理”转向“主动参与治理”,基层善治就有了最深厚的社会土壤。
其三,从治理理论看,家庭恰恰是连接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键节点。社会学的制度分析表明,一个社会的秩序并非仅由国家法律等正式规则支撑,习俗、道德、舆论等非正式约束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家风正是这样一种典型的非正式制度:它通过家庭内部的言传身教和社区舆论的外部评价,形成弥散而持续的行为约束。问题在于,非正式制度往往具有模糊性和不稳定性,如何赋予其清晰的载体和确定的激励,使其与现代治理体系相衔接,是地方创新必须破解的命题。浦江的“好家风指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呈现出独特的研究价值。
二、模式解析:从一部老家规到一套治理机制的创造性转化
浦江的制度创新,并非凭空设计,而是深深植根于郑义门的治理传统。郑氏家族自北宋崇和元年(1118年)开始合族同居十五世,历经宋、元、明三朝,鼎盛时3000余人同居共食,历代共173人出仕为官而无一人贪赃枉法。168条家规《郑氏规范》成为明朝法律蓝本,其中最具现代启示的治理智慧,是量化评议、公开公示、奖善罚过:设《劝惩簿》按月记录功过,立“劝”“惩”二牌公示三日,朔望之日集会评议族中事务。浦江县在活化运用优秀传统加分资源没有照搬旧规,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完成了五个环节的现代转化。
第一步,去芜存菁,把老家规转化为可评议的指标体系。2016年,郑宅镇在乡村治理中以“党建+”的模式,实行“5+1”家风指数考评办法,顺势推出“家风指数”,将其融入基层自治、德治、法治之中,推动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2017年全县推开这一做法。每一条都与《郑氏规范》的精神相呼应,但坚决剔除了宗法等级、男尊女卑等带有封建文化色彩的内容,代之以现代公民家庭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这一“旧邦新命”式的转化,本质上是把传统伦理重新编码为现代治理语言。
第二步,群众评议,把道德评价转化为村民自治的公共事务。实行联系党员打分、家风评议团审核、村务联席会审定、乡镇党委政府批复四步评判程序,评议结果张榜公示、接受群众监督。这一机制对应的是郑氏“朔望评议”的传统,但评议主体已从宗族长辈转变为村民代表和村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组织——是自治而非族权,是公共评议而非家长裁断。评议过程的开放性,决定了这一机制的现代性质。
第三步,结果运用,让“好家风”获得实实在在的回报。这是浦江经验最见功力、也最具制度含量的一环。好家风评议结果不是一评了之,而是与一系列现实利益相挂钩:优先获得评先评优资格、积分兑换商超消费金等,更具标志性的是与金融信用的衔接,当地推出“好家风信用贷”,家风越好,信用额度越高、利率越优。截至2025年8月,“好家风信用贷”已在浦江遍地开花,累计惠及超1.4万户“好家风”家庭,贷款余额达22.17亿元。家风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发倡议、贴标语”的虚化困境,“好人不吃亏、有德者有得”,由此从道德期待变成了可量化、可兑现的市场激励。
第四步,数字赋能,把分散经验固化为统一平台。将好家风指数集成在“丰安红管家”应用上,覆盖全县行政村,从指标打分、公示公开到结果运用全部线上留痕。截至2025年7月,全县已有14000余户家庭获评“好家风户”。郑宅镇也于2019年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形成“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紧跟”的良性循环。数字化不仅提升了治理效率,更通过全程留痕强化了程序的可监督性。
第五步,价值延伸,涵养社区慈善与互助公益的土壤。郑义门本就有“免息贷谷给乡邻”“暑月施茶给行客”的互助传统。今天的好家风指数把“邻里和睦”作为重要指标,实际上是在激活深埋于乡土的互助基因。当千家万户因为“好家风”而更愿意帮邻、更愿意参与公益,社区慈善和志愿服务就有了最自然的道德土壤。
从制度分析的视角看,这五个环节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治理闭环:指标体系解决“评什么”的标准问题,群众评议解决“谁来评”的主体问题,结果运用解决“为何评”的激励问题,数字平台解决“怎么持续”的技术问题,价值延伸则解决“向何处去”的方向问题。传统家风资源正是通过这一闭环,被系统地转化为现代基层治理的资源。
三、成效评估:治理效能的多维观察
判断一项地方制度创新的价值,不能仅看其设计是否精巧,更要看其实际产出的治理效能。从调研情况看,浦江探索的成效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评估。
在个体与家庭层面,指数机制有效激发了家庭的自我改善动力。郑宅镇曾有一户人家婆媳关系紧张、房前杂物乱堆,纳入评议后,村干部带着评议小组上门,对照“家庭和谐”“环境整洁”逐项打分并张榜公示。一个季度后,这家人主动清理杂物、改善婆媳关系,年底评上“好家风户”,还凭家风信用贷获得无抵押小额贷款用于经营。这种从“要我改”到“我要改”的转变,在调研中多次遇到,体现了评价机制对行为的正向塑造。
在村庄与社区层面,机制显著降低了基层治理的摩擦成本。通过把邻里和睦、遵规守纪、环境整洁纳入评议,大量潜在矛盾在家庭内部和邻里之间被提前化解,体现了新时代“枫桥经验”所强调的“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同时,评议结果与集体分红、评优挂钩,使村规民约获得了实质性的约束力,村庄公共事务的组织动员能力明显增强。
在制度与政策层面,浦江提供了非正式制度与正式治理衔接的可操作样本。它表明传统道德资源并非现代化的对立面,对其进行恰当的制度化处理,能够使之成为现代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四、横向比较:同类实践图景中的浦江定位
浦江的探索并非孤例。把视野放宽到全国多地,可以看到,借助传统家风、村规民约和积分管理赋能基层治理,已经形成一条蔚为可观的实践脉络。只有把浦江放在这一图景中加以比较,才能更准确地辨认其独特价值。
第一类,是以儒家文化为母体的“信用+规约”模式,典型是山东曲阜。孔子故里曲阜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村规民约修订全过程,并将信用体系嵌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为每个家庭设置独立的信用二维码,“参加幸福食堂志愿服务加2分”“参加社区卫生打扫加2分”,用“看得见的积分”撬动“看不见的改变”,并配套“阙里家风”传承行动、仁爱课堂等载体。其特点是依托儒家文化的高地效应,道德教化与信用激励并行。
第二类,是各地广泛推行的“道德积分”“道德银行”模式。浙江长兴设立“道德积分存折”,记录义务修路、照顾孤寡等善举,设立“道德银行”,高分家庭可兑换农资补贴、体检服务;安徽望江推广“三孝+积分”,以“积分存折”书写乡村孝道;广西平乐榕津村配套“道德积分超市”,2025年以来发放积分奖励超3000分;贵州榕江借“村超”推行文明积分,推行后矛盾纠纷调解率提升40%、游客投诉量下降75%;山西长子慈林镇则把积分与“荣誉灯”“专属楹联”挂钩,为高分家庭创作镌刻家风楹联。这类模式覆盖面广、形式灵活,是当前最普遍的形态。
第三类,是系统集成的“三治结合”积分管理模式。一些地方细化数十类加减分事项,建立一户一账、动态赋分、每月张榜,并通过数字管理系统把积分用于推优评先、集体股份分红、金融信贷、养老服务等多项礼遇,树立“有德者得、失德者失”的导向,集成度较高。
对照之下,浦江“好家风指数”呈现出四个方面的新特点。
其一,历史文化更完整、制度对应更直接。多数地方依托的是单一文本家训或泛化的儒家、孝道文化,而浦江背靠的郑义门是一套真实运行了三百六十余年、拥有一百六十八则规范、十八种职务和《劝惩簿》评议传统的完整家庭治理体系。今天的“好家风指数”与历史上的《劝惩簿》、劝惩二牌、朔望评议之间,存在清晰而直接的制度对应,传统与现实的衔接是有“活态化石”可证的传承。
其二,“指数化”比一般“积分制”更系统、更标准化。各地道德积分多以具体善行的零散加减分为主,而浦江构建的是五大板块、一百五十九条细则的综合评价体系,以“指数”形式对家庭进行多维度整体画像,并经历了从“5+1”到2.0数字平台的迭代,体系化、标准化程度更高。
其三,与正规金融的衔接紧密、更经得起时间检验。多数地方积分主要兑换生活用品、荣誉礼遇或集体分红,而浦江“好家风信用贷”把道德评价与金融机构的信贷授信、风险定价长期挂钩,十年累计放贷超一亿元而不良记录几乎为零,实现了道德资本向金融信用的稳定转化,这在全国同类实践中并不多见。
其四,全链条闭环和全域覆盖更彻底。浦江从指标设定、群众评议、张榜公示、结果运用到数字平台、社区慈善,形成完整闭环,并通过“丰安红管家”平台覆盖全部二百二十七个行政村,实现了县域层面的整体推进,而非零散的村庄试点。
可以说,各地实践各有所长,而浦江的比较优势集中体现为:以较为完整的“义门”制度母体,支撑起较为系统的指数化评价和较为深入的金融信用衔接。
五、理性审视:提升空间与需要警惕的边界
以审慎眼光看,浦江经验虽然路径可行、成效明显,但在更大范围推广和进一步深化的过程中,仍有若干需要正视和完善的问题。清醒地指出这些问题,比单纯的肯定更有意义。
第一,守住评价的性质边界,防止道德激励异化为道德强制。好家风指数本质上是倡导性、激励性评价,其生命力在于柔性引导和正向激励。各地在借鉴时,应当明确其不得与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法定权益简单挂钩,更不得演变为“连坐”“株连”式的惩罚。尤其需要警惕的是,郑氏旧规中“痛箠”“放绝”“削谱”等族权惩戒手段绝不能以任何形式复活。一旦道德评价越界为惩罚性工具,不仅背离法治精神,也会重新滑向族权治理的老路。
第二,防范形式主义,避免指标体系层层加码。指数设计应当因地制宜、精简管用,不能为了追求精细化而不断增设指标、让群众反复填表迎检,更不能把评议异化为新的基层负担。同时,评议结果的运用必须真实兑现,不能“评而不用”、承诺落空,否则将直接损害机制的公信力。如何在“管用”和“不扰民”之间保持平衡,是对基层治理智慧的持续考验。
第三,与信用体系的衔接应依法合规,高度重视个人信息保护。“好家风信用贷”是机制亮点,但家风评价涉及家庭行为数据的采集和使用,应当严格遵守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定,取得家庭知情同意,明确评价数据的使用范围、共享边界和保存期限,防止道德评价数据被过度采集或挪作他用。在数字治理时代,这一问题尤其需要前置性的制度安排。
第四,长效机制仍需巩固,避免过度依赖行政推动。好家风建设不是一阵风,应当真正融入村规民约、融入基层党组织日常工作、融入家庭文明建设的长期机制。同时也要看到,目前的运行在一定程度上仍依赖党政力量的强力推动,如何进一步培育群众内生的参与热情和社区自组织能力,使机制从“政府要我评”内化为“我们愿意评”,是浦江经验走向成熟需要继续回答的深层课题。
六、普遍启示:完善家风建设基层治理作用机制的五点认识
浦江县以郑义门传统家风资源为参照,探索建立“好家风指数”的实践是一个县域样本,其意义不止于一县之得失,可以提炼出五点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
其一,坚持党建引领,把准家庭治理的正确方向。浦江经验表明,家风资源的现代转化必须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有序推进,通过“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紧跟”,确保传统资源服务于现代治理,而不是倒退回宗法治理。这是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根本保证。
其二,坚持德治与法治相衔接,以柔性引导补充刚性规则。基层治理需要法律的底线作用,但大量家庭邻里关系依靠生硬执法并不经济。好家风指数通过评议、公示、激励,把“应该怎么做”转化为“大家愿意怎么做”,是德治对法治的有效补充而非替代。德治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始终在法治框架内运行、守住不侵犯法定权利的边界。
其三,坚持“扬弃”的转化态度,取其治理智慧、去其宗法糟粕。浦江没有把《郑氏规范》当古董供起来,也没有当口号喊一喊,而是做了一次真正的创造性转化:把《劝惩簿》变成家风积分,把“劝惩二牌”变成公示公开,把“公会议事”变成“三治融合”,把“家风荣誉”变成“信用资产”。转化的标准只有一条——是否符合现代法治精神、是否有利于群众的真实获得感。
其四,坚持公开透明和群众参与,夯实治理的正当性基础。好家风指数立得住,不靠行政强制,而靠两条:一是评议由村“两委”和群众代表进行、程序公开,二是结果运用事先公布规则、让家家户户看得见够得着。道德评价一旦黑箱操作,就容易沦为人情工具;只有公开透明,才能真正取信于民。
其五,坚持系统观念,推动家庭建设与社区慈善、基层治理协同发力。浦江把家风评议与社区互助、公益参与、信用激励统筹起来,形成了家庭改善、社区和谐、社会善治的连锁反应。这提示我们,完善家风建设在基层治理中作用的机制,不能就家风谈家风,而应将其纳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大格局中系统谋划。
结语
从郑义门的《劝惩簿》,到今天浦江的“好家风指数”,跨越数百年的治理智慧完成了一次意味深长的对接。它深刻地表明:中华优秀传统家风不是过时的老古董,只要以法治为界、以群众为本、以公开为要、以长效为旨,其能够转化为基层治理创新的深厚资源。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基层治理中作用的机制”,浦江的实践正是对这一改革命题的县域探索。浦江实践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了一套可操作的工具,更在于示范了一种方法论:如何以制度化、法治化、数字化的方式,让流淌在民族文化血脉中的善治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重新焕发生机。当千家万户的好家风被持续激活、有序汇聚,最终形成的,必将是整个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善治之力。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编辑:霍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