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律人语
□ 陶朗逍
报案后公安机关不予立案,被害人如何救济?被错误立案,当事人又如何摆脱讼累?立案是刑事诉讼的第一道关口,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正是守护这道关口的重要制度安排。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8件刑事立案监督典型案例,涉及预付式消费合同诈骗、直播虚假广告等多种类型,集中展现了立案监督的实践新进展。刑事诉讼法第113条赋予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监督权。在此基础上,最高检、公安部等出台规定,将监督范围扩展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双向监督格局由此确立。
从此次发布的8件典型案例看,立案监督的办案机制正发生四个明显变化。一是内部协同更紧密,控告申诉检察部门作为受理审查立案监督案件的首要关口,与刑事检察部门接续发力,对被害人众多、定性争议较大的案件由院领导包案,形成监督合力。二是审查方式更实质,办案不限于书面审查,而是依法调查核实,围绕主观故意、履约能力等关键要素调取证据,使监督决定建立在扎实的事实之上。三是监督链条更完整,监督不止步于立案环节,而是贯穿办案全程,通过介入侦查、引导取证、追诉漏罪、跟踪督促,确保监督意见落地见效。四是履职目标更综合,在依法监督的同时注重追赃挽损、化解矛盾,并制发检察建议推动行业治理。这四项变化主要服务于解决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司法界分难题。
罪与非罪界分难题,根源在于刑民交叉案件天然具有双重外观。例如,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往往共享同一套交易形式,仅凭书面材料难以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稍有不慎就可能放纵犯罪,或将经营失败错当诈骗处理。在“杨某、王某航等人合同诈骗立案监督案”中,行为人设立9家空壳公司,骗取16个省份180余农户保证金230余万元,面对农户报案一边接受调解,一边小额返还、大额拖延,企图把刑事犯罪包装成民事履约争议。检察机关经实质审查,查明行为人自始不具备履约能力和意愿,且存在换壳经营、到账即分赃的情形,遂依法监督立案。
还有一些案件虽符合某一罪名的形式要件、损失达到追诉标准,但行为人具有权利基础、手段克制,社会危害性明显不足。例如,在“骆某峰故意毁坏财物立案监督案”中,骆某峰派员工拔除村民在其承包地上种的树苗,公安机关以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审查认为,行为人已事先履行告知义务,并向有关部门反映又未获解决,具有维护自身权益的正当性,主观恶性较小,依据刑法不认为是犯罪,遂监督撤销案件。刑法“但书”条款为出罪提供了规范依据,要做到准确适用,需要司法人员既懂分则犯罪构成的规定,又能领悟总则犯罪概念的立法精神。
比“是否立案”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以什么罪名立案侦查”。此罪与彼罪难区分,难在相邻罪名构成要件高度重合,差异往往只在个别要素上,初查阶段稍有疏忽就可能影响定性。例如,诈骗与虚假宣传都包含不实陈述,区分关键在于虚构针对的是交易根本事实,还是仅限于效果和收益预期。在“吕某虚假广告立案监督案”中,加盟代理商报案称被诈骗,公安机关以证据不足不予立案。检察机关审查认为,涉案项目真实存在,吕某夸大的仅是项目效果和收益预期,并非对事实的根本捏造,也没有非法占有目的,不构成诈骗罪,不立案并无不当。但吕某作为百万粉丝主播故意夸大收益进行引流,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已涉嫌虚假广告罪。检察机关遂引导公安机关转变侦查方向,最终法院以虚假广告罪定罪判刑。
同时,罪名不同还可能导致程序通道差异。例如,盗窃、侵占与职务侵占都涉及非法取得财物,区分关键在于判断财物事先由谁占有、行为本质属性等。侵占罪属于“告诉才处理”的亲告罪,一旦定性出现偏差,被害人的权利救济通道就可能被不当关闭。在“陈某盗窃立案监督案”中,检察机关通过界分职务便利与工作便利,将公安机关认定的侵占自诉案件纠正为盗窃公诉案件,依法平等保护了案涉酒店的财产权益。
作为检察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案监督制度发展至今,已从对“该不该立案”的程序把关,拓展为贯穿办案全程的实质审查机制,既守住罪与非罪的底线,也校准此罪与彼罪的方向。未来,应通过规范化试点探索,把行之有效的办案经验固定下来,上升为更为稳定的制度条款,把立案这道关口守得更严、更稳、更实,确保公平正义从刑事诉讼源头即开始彰显。
(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编辑:康婧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