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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修不卖”难成文物犯罪免罪牌

2026-11-16 06:29:53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网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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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陈辰

文物安全是文物保护的红线、底线和生命线。当前,我国文物安全形势复杂,犯罪手段加速迭代,专业化、网络化、智能化、职业化程度不断加深。为依法严厉打击文物犯罪,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规范引领作用,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公布了6起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重点展现了对文物犯罪“盗、掘、贩、运、销”全链条的严厉打击。其中,高某林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是一起明知是犯罪所得文物仍予加工掩饰构成犯罪的案例,尤为值得关注。

在此案中,高某林明知他人送来的三面铜镜为出土文物仍予以“修复”,并收取费用,法院认定该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没收违法所得,赔偿文物修复费用,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此案反映了一个看似隐蔽但不容忽视的问题:不是所有文物修复都能等同于文物保护,即使未参与买卖,某些情形下修复行为本身也可能构成犯罪。

在通常语境中,修复行为带有“保护”的色彩,其通过技术手段对文物进行加固、补配与复原,使破损文物恢复原貌,让受损的历史信息得以保留和传承,从而延续文物的文化价值和教育功能。但若行为人明知文物系他人犯罪所得,仍为他人提供修复服务,则该修复行为不但无法起到保护文物的作用,反而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原因在于,对于来自盗掘等源头犯罪的文物来说,其原本是不完整的、经侵蚀的、带有明显出土痕迹的残件,这种不利状态会影响其交易价格,使得买家担忧其来源,进而对其流通造成严重阻碍,而经非法修复后的文物,外观完整、品相提升,在非法交易中的可流通性和价值性显著增加,易导致文物走私、倒卖等下游犯罪的发生。

我国《可移动文物修复管理办法》第7条规定了从事可移动文物修复的单位在人员、设备、场所等方面须具备的资质与条件。未经批准擅自非法修复的行为不仅在主体资格上不合法,而且其以营利为目的的修复手段也极易违反文物保护的最小干预原则。修复中使用的现代材料会改变文物表层成分与原貌,破坏历史信息完整性,极大地损毁文物价值。并且,这种非法修复行为虽未直接涉及文物买卖,但由于其实质性提升了上游犯罪之犯罪所得的流转与变现能力,加剧了后续文物倒卖、走私犯罪的风险,理应受到刑法规制。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犯罪所得的原始文物是追查犯罪、侦破案件、指证行为人的关键物证,非法修复行为严重破坏文物表面附着的泥土、锈蚀、工具痕迹等信息,使司法机关难以据此追查盗掘地点、作案手法、犯罪团伙的关联线索,阻断了从下游犯罪反查上游犯罪的侦查路径,妨害了刑事追诉活动的顺畅运行。《关于办理妨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明知是盗窃文物等犯罪所获取的文物,而予以加工的,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追究刑事责任。非法修复属于最典型的加工方式,这也是高某林被认定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重要原因。由此也能看出,非法修复行为不是对文物的保护,而是对犯罪的掩护,“只修不卖”虽不同于直接实施文物盗掘或倒卖行为,但其完全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要件,妨害司法机关正常活动,理应受到相应处罚。

从这起案例说开,当前文物犯罪已形成分工明确、隐蔽性强的上下游犯罪链条,因此对其的打击不能仅关注盗掘、倒卖等典型行为,还应成体系地延展至其中的每个环节。此案的价值就在于把“非法修复”这一容易被忽视的环节纳入刑法评价,从而切断犯罪所得“改头换面”后再流入市场的通道。

专业的技艺,当用于守护历史、延续文明,而非充当文物非法交易的帮凶。“只修不卖”不能成为免罪牌,只有充分关注、严厉打击文物犯罪链条的各个环节,文物安全的法治屏障才能更加坚固。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编辑:康婧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