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还是限制，AI进校园各国法规政策大不同

□ 本报记者 吴琼

制图/李晓军

当地时间9月2日，美国纽约市颁布一项覆盖公立学校的“校园人工智能（AI）禁令”，禁止学前教育阶段至八年级学生在校使用生成式AI。无独有偶，挪威宣布自2026年新学年起分级限制低龄学生在校使用AI，希腊则明确学生需在教师监督下方可使用AI辅助学习。

事实上，围绕“放开还是限制AI进校园”，国际社会存在广泛争议。而这些争议也恰恰反映出共性治理痛点。

多国按下校园AI“暂停键”

对是否允许AI进校园，各国法规政策迥异。规则差异的背后，是各国对教育本质、未成年人成长风险以及技术赋能边界的不同考量。

作为AI发展前沿国家之一，美国围绕“放开还是限制AI进校园”，并不存在联邦层面统一法规，各州法规政策差异巨大。

据《纽约时报》报道，9月2日，纽约市出台校园AI禁令，管控范围覆盖学前教育学生至八年级学生，约60万名公立学校在校生受到影响。根据纽约市长祖赫兰·马姆达尼宣布的这项禁令，在2026-2027学年，以上年龄段学生在校园及课堂上禁用ChatGPT、Claude等生成式AI。高中生不在禁令范围，但仅可使用经过筛选、功能受限的合规AI工具，学校将根据教学场景和年龄为其设置不同的使用规则。值得注意的是，该禁令属于为期一年的暂缓令，仅约束校内教学场景，不限制学生在校外使用AI。

早在这之前，就已有不少国家出台类似禁令。挪威首相斯特勒此前宣布，该国自2026年新学年起实施全国统一的校园AI分级管控政策，由此成为欧洲首个落地全国性校园AI管控的国家。新政明确，6至13岁小学生在校原则上不得使用生成式AI，避免学生借助技术跳过读写算等基础能力训练；14至16岁初中生仅可在教师严密监督下有限使用AI开展辅助学习；17至19岁高中生可系统学习AI应用技能，对接高等教育与未来职场数字化需求。

阿联酋教育部2月发布《2026年课堂人工智能安全与责任使用指南》，出台全国统一的校园AI合规规范。新规划定清晰的年龄与场景边界：13岁以下学生在校内禁止使用各类生成式AI，防范低龄学生出现认知“外包”、思维惰性、学术作弊等风险；13岁以上学生仅可在教师全程监督下，将AI作为辅助学习工具，不得独立使用AI完成课业。

希腊5月出台公立中学AI使用监管框架，制度设计深度衔接欧盟《人工智能法案》《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监管措施明确人工智能仅为教学辅助工具，不得替代学生独立思考，校内所有AI使用行为必须接受教师实时监督。

新加坡则建立了精细化分龄AI治理规则：小学高年级仅可在教师监督下使用教育部审定的教育类AI；中学及以上学生若使用AI辅助学习，必须标注AI使用来源、核验内容真实性。

限制派开放派激烈交锋

在全球范围内，围绕“放开还是限制AI进校园”，开放派与限制派人士展开激烈交锋。

支持适度放开、审慎包容AI进校园的观点认为，AI已经成为数字化时代的基础工具，校园过度封禁AI，会造成教育与现实社会脱节。芝加哥公立学区前负责人布里扎德直言，纽约的校园AI禁令治标不治本，禁用AI如同“禁止食物加糖”，技术渗透无处不在，单纯封堵无法解决根本问题。斯坦福大学法学院讲师萨拉·希拉齐扬9月3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评价纽约市最新推出的禁令，认为各国目前的校园AI禁令多属于政策暂缓措施，有些禁令并无成熟立法支撑，仓促一刀切容易造成过度管控、侵害学生权益。

印度最高法院大法官苏里亚·坎特8月公开表态，明确反对推行AI一刀切禁令，他指出，当今时代的人才必须具备审视、质疑、校验智能算法的能力，隔离学生与AI技术，反而会造成数字素养缺失，AI治理应当“教会学生规制AI，而非逃避AI”。

主张严格限制、守住AI进校园低龄红线的观点则强调，允许中小学生等低龄学生在校使用AI存在明显隐患。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院长欧文·切梅林斯基等法律界、教育界人士担忧，如果AI替代学生完成思考、写作、推演等核心学习行为，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学生独立思辨、逻辑推理能力的育人目标将落空。

美国法学院协会执行主任凯莉·泰斯蒂指出，AI只能作为辅助工具，不加约束过早依赖AI会导致未成年人丧失基础思辨能力、滋生认知惰性，为未来发展埋下隐患。

由纽约市家长、教师和社会活动人士组成的民间组织“人工智能暂停联盟”近年来持续呼吁在公立学校暂停使用生成式AI，因此非常欢迎纽约推出的校园AI禁令，称赞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马姆达尼强调，教育的本质是师生互动、同伴协作与独立探索，AI无法替代人文教育内核，技术滥用会消解基础教育的育人价值。

多国面临共性治理痛点

目前，虽然世界多国对是否允许AI进校园的法规政策大为不同，但这些差异化法规政策落地实施过程中，面临一系列共性治理痛点。

首当其冲的是，各国出台的校园AI禁令大多只约束校内教学场景，无法管控学生居家使用AI完成作业、预习复习的行为，形成“校内禁、校外用”的治理割裂。纽约推出的一年期校园AI禁令、多国针对低龄学生的校园AI管控政策，均难以杜绝学生私下借助AI代写作业的现象，不少家长权益组织因此批评上述法规政策力度不足。

爱尔兰数字教育专家马克·布朗就此指出：“校园AI禁令的效力仅局限于学校围墙之内，家庭场景的AI使用完全处于监管盲区。仅依靠校内禁令，很难扭转学生依赖AI完成课业的现实，治理必须推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参与。”

其次，无论选择限制还是放开校园AI使用，都对教师的素养及专业能力提出极高要求。一些教师存在数字素养短板，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法规政策的落地成效，使相关监管流于形式。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国际教育组织秘书长戴维·爱德华兹指出：“很多学校仓促出台AI管控规则，但没有配套的教师培训。教师既不懂如何识别AI生成作业，也不知道怎样引导学生合理使用AI，政策很容易沦为纸面规定。”

此外，还有声音担忧，AI管控失衡或造成教育不平等。澳大利亚教育研究理事会警告称，禁止学生在校园使用AI，会变相加剧教育不平等。富裕家庭的学生可以在家中获得AI辅助，而家庭不富裕的学生在校内无法使用AI，校外也得不到相应支持，将进一步拉大教育差距。

放眼全球，关于“放开还是限制AI进校园”，并没有标准答案。各国迥异法规政策背后，蕴含着普遍的教育与法治共识：AI是辅助教育的工具，绝不能替代学生的独立思考与基础能力养成。当下全球范围内对校园AI限制与开放的博弈，本质是在技术赋能便利与未成年人权益、教育公平等多重因素之间寻求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