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号
张忠民
自2026年8月15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下简称生态环境法典）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体系化集成的新阶段。其中，独立成编的绿色低碳发展编，是这部法典中最具时代前瞻性的创新篇章。生态环境法典不仅重塑了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的制度格局，也为全球生态文明治理贡献了系统的中国方案。
突破二元结构：环境治理格局的历史性跃升
长期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体系以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为两大支柱。绿色低碳发展编的独立成编，正是对这一历史局限的根本性突破。它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的二元格局，升级为“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三位一体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把法律调整的焦点拓展至积极的环境增益与可持续发展。这一结构性创新，承载着制度集成与价值引领的双重使命，体现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战略部署的法治化落地，是党和国家意志向法律规范的一次成功转化。
构建闭环体系：制度创新的三重支柱
绿色低碳发展编的核心创新，在于以全流程经济闭环为底层逻辑，构建起一套系统完整的制度体系，涵盖循环经济、能源转型、气候应对三大领域，实现了从碎片化立法向体系化集成的历史跨越。
一是以循环经济夯实规范起点。以“清洁生产—绿色流通—绿色消费”为链条，将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纳入统一调整范畴，形成资源循环利用的全流程控制体系，从源头降低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二是以能源转型筑牢核心支撑。遵循“节流”与“开源”并重的制度逻辑：一方面强化节能管理、优化用能结构；另一方面明确可再生能源优先发展的结构性导向，大力支持风光电、氢能等清洁能源发展，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坚实的能源制度保障。
三是以气候应对拓展国际维度。将“双碳”目标正式法定化，对内建立温室气体核算、碳足迹管理、碳排放权交易等核心制度，减缓与适应并重；对外明确参与国际合作的基本立场，主动融入并积极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值得关注的是，该编在治理机制上呈现出鲜明的“刚柔并济”特色：既有碳排放总量控制等刚性约束，也有大量以“鼓励、引导、支持”为表述的柔性倡导规范，推动环境治理从单向行政命令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转型。同时，该编对现行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等予以系统整合，实现规范集成；又为未来制定专门立法预留接口，兼具体系稳定性与动态开放性，这正是适度法典化立法智慧的生动体现。
走向世界舞台：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担当
绿色低碳发展编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国内生态文明法治的自我完善，更在于其所承载的全球治理贡献。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面临多重挑战。绿色低碳发展编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套系统完整、刚柔并济的绿色低碳法律范本。该编明确宣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的核心承诺升格为国内法定职责，彰显了中国以负责任大国担当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坚定意志。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该编以立法方式明确授权和鼓励在可再生能源、储能、氢能、碳捕集等领域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推动标准规则衔接互认。这意味着，中国正以国内立法为依托，将新能源产业的先发优势转化为国际规则话语权，加速实现从规则接受者向规则制定者的角色转变。而在应对绿色贸易壁垒方面，该编确立的产品碳足迹核算、分级管理、标识认证和信息披露制度，维护了国家碳数据主权。
贯彻落实：让法典真正“活起来”
法典的生命在于实施。绿色低碳发展编是绿色低碳法治体系构建的新起点，而非终点，推动其有效落地是当下最紧迫的任务。
一要加快相关单行法的“立改废释”，及时出台配套行政法规和技术标准，确保原则性规定具备可操作性。二要健全柔性规范的效力保障机制，以刚性底线托底柔性激励，切实增强制度约束力。三要深化环境司法实践，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统一裁判尺度，将绿色低碳发展的规范期许转化为可操作的司法标准，让法律真正“落地生根”。
中国的绿色低碳发展实践，是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危机的重要法治探索。它以最严密的制度支撑最系统的绿色转型，向世界贡献了生态环境法治创新的中国样本与中国智慧。这不仅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全球可持续发展法治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作者系湖北经济学院副院长）
编辑：赵亚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