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号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突破了既有法律体系的适用边界，带来了规范失配、安全失衡与价值分歧等新型风险，给涉外法治体系的适应性与应对能力带来深度考验。需通过完善规则体系、强化安全治理等，构建与人工智能时代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与治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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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涉外法治工作面临规范、安全、价值等方面挑战。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许身健、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杜涛等人指出，一是规范失配风险。其一，人工智能法律地位与主体性争议。人工智能法律属性争议大，在跨境法务中主体地位界定模糊，各国在立法、司法及国际规范方面观点分歧明显，导致权责界定和机制构建复杂。其二，可追溯性不足与责任分配困境。人工智能不同于传统行为主体，在许多场景下判断生成的路径难以追溯。同时，由于责任归属观念分化、跨国追踪复杂化，传统责任机制难以适应当前技术与时代变迁。其三，技术产品的跨境适用与法律边界冲突。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能否被认定为享有知识产权，其产出过程中是否侵犯个人隐私，国际社会对此尚未形成统一立场，导致责任归属与权利界定长期处于模糊状态。同时，各国对技术持有差异化的法律态度和监管标准，使得法律适用与管辖权认定问题越发棘手。
二是安全防控风险。其一，跨境数据流动的数据暴露风险。当人工智能技术广泛用于涉外法治，数据跨境流动将常态化，泄露隐忧、非法截取、技术自身的不成熟或外部入侵都会让核心信息处于危局之中，个人隐私与国家安全面临风险。其二，算法与网络安全的战略风险。算法作为人工智能的关键架构，若有设计缺陷、运行失误、被恶意利用，或将引发严重后果，尤其是在涉外法治、金融决策等领域表现更为突出。其三，技术攻防化风险。人工智能可通过深度学习与模式识别等手段，秘密获取敏感信息、实施动态监控及干预关键目标操作，给国家安全防护带来新的挑战。
三是价值分歧风险。其一，算法偏见的伦理风险。从涉外视角看，各国在算法伦理上的态度呈现出显著分歧，部分国家偏向技术效率，采用相对宽松的监管模式，而另一些国家则更聚焦社会公平，针对算法应用实施严苛的伦理审查机制，这种认知上的分歧使构建全球统一性准则难度加剧。其二，国际规则竞争风险。人工智能已成为大国战略博弈核心赛道，有的技术领先国家倾向于构建标准并设立规则门槛，有的国家促使规则逐渐朝向更具包容性与更平衡的态势发展，这背后是国家力量与价值观念的深层较量。
专家建议，需从规则更新、安全防控与价值塑造等方面推进涉外法治建设。许身健、杜涛、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何波等人建议，一是健全规范体系。其一，推动专项立法。推进算法备案、跨境数据流通、数字证据采信等重点领域的专项立法，将伦理原则融入法律规范的制定逻辑。其二，制定人工智能专门性法律。在基本原则方面，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人工智能发展与促进的基本原则；在法律责任方面，运用动态视角综合认定过错、危险、支配领域等要素在个案中的权重和强度，充分考虑服务提供者现有技术水平、防范损害成本以及是否尽到注意义务、损害防范义务与安全保障义务，区分服务提供者的过错和用户的过错，合理分配相关法律责任。其三，推动完善国际规则。探索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涵盖国际最大治理公约数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规则，通过开展国际合作、提出国际倡议、缔结国际条约等方式，将其转化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的一部分。
二是加强安全防控。首先，健全人工智能领域反制“工具箱”。面对人工智能领域存在的技术滥用、数据窃取、政治操纵等风险，启动不可靠实体清单调查，以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第七条为依据，结合比例原则，按照涉案主体违法情节严重程度与非法获利规模，在进出口、投资、入境及在华居留等方面实施相应限制，依法判处相应罚金，从而实现精准反制与有效遏阻。面对人工智能领域纠纷的不当域外管辖，启动恶意实体清单调查，“点对点”打击幕后推动者、参与者（特别是外国同类企业），将惩罚措施的惩戒效果最大化。重点推进《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目录》的精细化建设，明确有关重要技术的管制边界。其次，建立数据主权保护与安全评估制度。建立覆盖全链条的数据安全分级保护制度，将“重要数据”“核心数据”“一般数据”等级化区分，明确不同行业、不同层级数据的保护标准与合规要求。通过立法与行政规章明确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程序，强化企业与政府部门的数据安全主体责任。最后，完善安全与创新的法治协调。确立基于场景的分级治理机制，引入“沙盒监管”等柔性治理模式，在保障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为技术进步预留适度制度空间。
三是弥合价值分歧。其一，引导治理标准互信互认。推动将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纳入与各国商签的双多边数字贸易协定、科技合作协定或人工智能合作备忘录，通过协定条款倡导“包容审慎、确保安全，风险导向、敏捷治理，技管结合、协同应对，开放合作、共治共享”的治理原则，明确技术标准兼容、数据隐私保护等具体内容，增强不同司法管辖区之间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互操作性，化解价值分歧风险。其二，发挥多边组织作用。主动参与联合国及其机构在技术安全、伦理边界、风险防范等重点领域开展的人工智能治理工作，通过多边协商机制提炼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国际标准与国际规则。其三，塑造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价值方向。将国内法律规则进行模块化设计、通用化表述与价值共通化诠释，形成兼具中国特色与国际兼容性的法治范式，为全球治理奠定共同的价值基础。
参考文章：
1. 【现代院报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技术狂飙时代的探索与选择
2. 杜 涛 张梦溪｜人工智能时代我国涉外法治规则的构建与完善
3. 许身健 周一琦｜人工智能时代的涉外法治风险治理
4. 数字法治｜张欣：人工智能治理的全球变革与中国路径
5. 刘静，毛蕊：《人工智能时代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创新路径研究》
6. 宋保振、卢婧一｜“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涉外法律人才培养
来源：法治网舆情中心（ID：fzwyq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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