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号
□ 解题·基层经验
□ 本报记者 阮占江 文丽娟
5月28日下午3点，《法治日报》记者走进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马栏山人民法庭（马栏山知识产权法庭）（以下简称马栏山法庭）。这里没有想象中人来人往的嘈杂，映入眼帘的是充满科技感的诉讼服务大厅和忙碌有序的数字化办公场景。
“您好，请接受安检。”法警微笑着示意。通过那道厚重的大门，一个1800平方米的现代化法庭展现在记者眼前：立案区、审判区、办公区，三大功能分区清晰而紧凑。
立案大厅里，5个专业窗口前只有零星几位当事人。涉外窗口、合同纠纷、不正当竞争、涉著作权、涉商标权，每个窗口的标识都清晰明了。
“这里怎么没什么人？”记者问。
马栏山法庭庭长李漫指向一旁的“一张网”系统终端：“我们现在大力推行无纸化办公和网上立案。当事人在家里、在办公室，甚至在路上就能用手机完成立案，大幅减少了现场排队的时间。”
记者注意到，大厅里没有人工导诉台，取而代之的是一块智能导诉屏。当事人点击屏幕，就能直接联系法官、预约调解员、查询案件进度。“用AI代替人工导诉，本身就是一种对科技的态度。”李漫笑着说。
最吸引记者的是一台名为“诉讼风险评估系统”的自助终端。记者点击“著作权侵权”，屏幕弹出20个问题：“能否提供原始证据？”“是否进行了版权登记？”……逐一作答后，系统生成一份评估报告，胜诉率、风险点、证据建议一目了然。
“如果评估分数很低，是不是就不该打官司了？”记者问。
“恰恰相反。”李漫解释，“分数低可能是因为证据不齐全。当事人拿着这份报告去窗口咨询，我们会指导他补齐证据。这台机器的功能不是为了劝退，而是为了‘导诊’。”
在自助服务区，还有3台设备内置了“要素式起诉状”示范文本。以商标侵权为例，当事人只需勾选“停止生产”“停止销售”等具体行为，系统就能自动生成格式化起诉状。“打官司就是打证据”，旁边还贴心地附上了不同案由的证据清单模板。
审判区里，第一审判庭的科技设备让人眼前一亮。书记员王佳馨正在开庭记录一起商标侵权纠纷案的有关情况，与印象中原被告当面对峙的庭审不同，这起案件原、被告席上并无当事人。记者抬头望去，悬挂在席位上方的电子显示屏上，身处北京的原告与远在广东的被告，正通过互联网实时参加庭审。
“这样的网上开庭在我们法庭已是常态。”王佳馨说，“既为当事人节约了诉讼成本，又免去了来回奔波之苦。”
在法官的操作台上，记者看到一套图片比对系统。李漫调出两张“熊猫”图片介绍道：“一张是原图，另一张只是给熊猫加了一副墨镜，系统会自动分析绒毛走向、眼睛轮廓等细微特征判断二者相似度。这套系统还支持全网溯源，能快速锁定第一发布者，解决了网络图片维权中‘谁是真正权利人’的难题。”
不过，科技始终是辅助手段。李漫向记者展示了一个特殊案例：两张鲸鱼摆件图片的AI相似度评分超过90%，但合议庭最终认定其中一方不构成侵权。
“AI只能识别表面相似性，而在进行著作权侵权比对时，我们需要排除公有领域的元素，即剔除鲸鱼的通用特征，重点比对尾部造型、色彩渐变等具有独创性的部分。司法裁判的最终决定权始终在人手中。”李漫说。
马栏山法庭的多元解纷工作站里，一场线上调解正在进行。大屏幕上，身处异地的双方当事人通过视频连线，在特邀调解员的主持下有序沟通。
“线上调解室实现了‘面对面’交流，当事人不用跑腿，在家就能解决纠纷。”工作人员介绍，马栏山法庭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构建了“线上+线下”融合的调解体系，90%以上的调解案件都能在线完成。
记者了解到，马栏山法庭联合9家专业调解机构和40多位特邀调解员，打造了“1+1+N”多元解纷模式。这些调解员中，既有知识产权领域的专家学者，也有行业协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比如版权纠纷由版权协会派驻的调解员处理，商标纠纷由市场监管部门的专家调解，大幅提高了调解成功率。”开福区法院副院长谌晓宇说。
他告诉记者，为了提升调解的规范性和效率，马栏山法庭还开发了类案检索系统，调解员可以一键查询类似案件的裁判结果，为当事人提供合理预期。
从自助立案、风险评估，到云端调解、电子取证、智能比对，马栏山法庭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每一个司法环节。
“我们不是简单地用科技‘减负’，而是用科技‘赋能’。”开福区法院院长吴欣总结道，“让数据多跑路，让当事人少跑腿；让技术辅助审判，让法官专注疑难，攻克更具前沿价值的‘首案’。”
夕阳西下，记者离开马栏山法庭时，大厅里的自助终端依然在安静地运行。这里没有喧嚣，却守护着整个“中国V谷”的创新活力。正如吴欣所说：“数智时代，司法是创新最可靠的底座。”
编辑：韩煜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