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号
□ 本报记者 赵丽
□ 本报实习生 潘馨怡
夏日午后，阳光温柔地洒在广阳谷城市森林公园里，孩童的嬉闹声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鲜活生动的气息。作为北京市西城区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重要示范点位，该园立足自然生态基底，紧扣儿童成长特点与游玩需求，精心规划建设了专属儿童活动区域，并配套推出四季自然体验课程。
“从前公共空间设施多以成人标准打造，孩童活动存在诸多不便与安全隐患；如今量身定制的游乐设施，尺寸、布局都贴合儿童身形，孩子能放心玩耍，家长也更安心。”家住西城区的王女士憧憬着未来的城市建设会有更多的适儿化空间与设施。
这份愿景正逐步照进现实，随着《关于在全社会推进儿童友好建设的意见》等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儿童友好建设正由阶段性的“城市建试点”转向常态化的“全社会建机制”。
不过，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终身教授曾刚也直言，在推动儿童友好建设的进程中，一些地区出现了将“友好”简单等同于“外表绚丽”或“空间孤立”的形式化倾向。比如，过度使用鲜艳的色彩和不适宜的材质，这种简单的“花花绿绿”不仅容易导致视觉疲劳，还可能因不合理的色彩运用影响儿童心理健康；有些社区内的儿童书吧长期上锁，背离了服务的初衷。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黄瓴告诉记者，有的城市设计未能照顾到儿童的心理需要和生理特征，对他们探索世界的特殊行为模式覆盖不全，比如未能注意到儿童步行路径的连续性、极端天气下的防护、紧急救助设施的配置等细节，未能充分识别儿童在社区、通学路等场景中的隐性风险。
在曾刚看来，要想扭转建立儿童友好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中“见物不见人”的思维惯性，将“一米视角”看城市转化为可执行、可考核的刚性约束，就要重点抓好构筑儿童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建立运维考核的长效机制，并通过整合存量资源、撬动社会力量，使儿童友好建设不因过度依赖短期财政拨款而不可持续，实现从“单一财政”到“多元共治”的转变。
“各地已经有了不少相关经验做法值得总结推广。”曾刚向《法治日报》记者介绍，比如宁夏银川组建了覆盖不同群体的儿童观察团，让孩子们对社区游乐设施安全、消防通道等“找碴”，意见被整理录入整改清单。浙江温州明确将儿童友好相关项目纳入年度工作考核和专项检查，建立跟踪监测制度，收集儿童满意度并及时调整。“只有纳入考核的‘硬杠杠’，实现从‘重建轻管’到‘全周期闭环’的转变，相关部门才不会一味侧重新项目建设。”
“关键是跳出‘就空间论空间’的思路，把儿童友好嵌入城市治理的全流程。”黄瓴说，首先要以实践载体激活儿童参与，“我们从2022年开始在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等社区做‘小小规划师’项目，联合小学招募几十名小学生，搭配研究生团队开设系列课程，带孩子亲身丈量社区、分组调研公共空间问题、挖掘社区历史文化、设计社区微花园，联动渝中区有关部门参与结项评审，给孩子们颁发认证证书。这类实践既能让孩子理解公共空间逻辑，也能让成人真正听见儿童的声音。”
此外，黄瓴建议，要建立制度化的参与刚性约束。一方面要把儿童参与嵌入现有治理环节，比如在社区听证会、项目审批中明确要求吸纳儿童意见，重大空间改造项目需提交儿童参与式评估报告；另一方面要培育基层儿童议事组织，在街道、社区层面组建覆盖不同年龄段儿童的观察团、议事会，确保儿童意见进入决策闭环，并且及时向儿童反馈采纳情况和原因。
“要构建多元协同的支持体系。既要培育高校、公益组织等第三方专业力量，为儿童参与提供方法指导、能力建设支持，避免参与流于形式。”黄瓴说，也要打通“家校社”联动通道，把儿童友好与通学路建设、社区生活圈打造、公园绿地升级等现有工作进行结合，避免碎片化改造，把零散的“儿童友好点”串联成连续的“儿童友好网络”。
同时，黄瓴认为，在城市规划过程中要把儿童从“旁观者”转变为“共建者”，这不仅是设计环节的调整，更是治理流程的重塑。
以“小小规划师”项目为例，黄瓴说，团队教孩子如何用身体丈量社区——比如用“劈叉”的距离作为计量单位，让孩子直观感知空间尺度；引导他们分组调研，有的小组负责挖掘社区历史文化并录制语音导览生成二维码，有的小组负责设计社区微花园的植物配置。这种“做中学”的方式，让儿童在没有专业壁垒的情况下，完成了从发现问题到提出解决方案的全过程。
据了解，在上述项目中，孩子们的成果最终通过社区展览、二维码导览等形式落地呈现；在结项环节，团队联动相关部门参与评审，并向孩子们颁发带有官方认证的“小小规划师”证书。“更重要的是，对于孩子们提出的合理性建议（如社区停车布局优化、公共设施增设等），我们明确告知采纳情况与实施进度，这种正向反馈能极大激发儿童对城市的归属感，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城市的‘小主人’。”黄瓴说。
编辑：霍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