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恋中的博弈

□ 多想一点

□ 刘星

婚恋还谈博弈，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是诚实。读者朋友知道，婚恋势必要投入、要权衡，其中既有情感层面的，也有财务层面的。而下面两点尤为紧要。第一，未来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爱情可能消失，财物也可能沦为沉没成本。第二，参与其中的人，会逐步增多。开始只是两人，后来父母家人可能卷入，甚至最后，法院也能介入。这两点自然会使“入局的人”变得谨慎。如此说来，婚恋中谈博弈，还是应该的。

法院发出的信号

下面循着法律案例来观察一下。

2012年，甲、乙感情甚好，决定共同购置一套房子。但房子在限购的超大城市，因为甲没有购房资格，房产只能登记在乙的名下。几年过去，甲、乙感情出现问题，准备分手，而此时房子升值惊人，总价逾千万元。2016年，甲、乙两人开始“夺房”。

这里要把购房的细节补上：甲直接支付定金、税费、居间费，还有少许房款；甲父心疼孩子，出资房款大头，转账给乙且备注“房款”；乙全程办理房产登记、乙承担后续贷款。单从金钱投入看，双方似乎为购房尽了很大努力。这些细节表明，两人最初非常在意将来的“小家”。

这是真实的案例。类似事情，在现实中可能不会少见。

上述案件中，甲曾先期起诉，试图成为房主之一，但因没有购房资格，被法院拒绝。之后甲再起诉，要求依照双方出资比例，由乙支付现有房价中归属甲的钱款。第二次诉讼中，乙打算将甲父转来的房款，说成“赠予”，再向甲支付其余钱款。

法院看得明白，认定甲父转账不是赠予，接着指出，案子的要点在于按出资比例计算房款及增值部分，进行合理分割。此案结局是，乙要付甲近507万元。有意思的是，这个结局被再审法院改写了。再审法院认为，案件的处理要点，不能只拘泥于出资比例，而应以婚约的性质和目的为核心，综合考虑出资比例、款项安排、登记过程、限购政策等因素。最终，改判甲分得350万元。

此处要说明的是：第二次诉讼中的法院，以及再审法院，都想做到稳妥公道。它们的裁判，透着些许“策略”意味，可视为向社会发出的信号。这两点当然存在关联，但本文主要从第二点出发，来引出值得玩味的线索。

合伙与信任

先看第一层的线索。第二次诉讼中，法院策略的意思是明确的：在这个案子中，运用经济合作里最熟悉也最安全的算法，应最稳妥。出资比例确定下来，分账的结论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这个策略讲究“精确”，看起来，不会掺杂情绪，也没有道德上的拖累，甲、乙似乎也无从异议，属于“合情合理”。

可以认为，第二次诉讼中法院如此决策的背后，隐含了一个逻辑：婚恋是种“合伙”的合作。这个逻辑具体来说，可拆解为如下几个预设：甲、乙是理性谋取利益的参与者；资产的增值，是两人此次合作的核心目标；出资比例直接决定了他们在合作中的收益份额；风险对称，也就是如果合作失败，双方需按事先或事后的出资比例，进行结算。这种逻辑直白且简单。它将婚恋关系简化为了投资博弈。难怪人们有时想到，婚恋挺像“搭伙”的合作。

但婚恋关系，总有自己的特性。所以至少在购房的阶段，甲、乙情深意浓，并非单纯为了“资产最大化”而合作。可感受到，甲交付定金等，是用情的；甲父转账房款的背后，是“天下父母心”；乙辗转办理登记、独自承担贷款，是满怀对未来的憧憬。这么看，双方彼时的心思，应是通过买房锁定感情，让这份“亲情”安稳。

这样看来，二人情浓之时的状态，更接近一种信任博弈。在这种博弈中，人们更关心，如何让彼此的眷恋获得应有的回报，并使日后的情感仍然值得投入，可以持续。这在本意上，与投资博弈是不同的。也正因为如此，若让“投资博弈”的逻辑误入亲密关系，并进一步成为司法决策传递的信号，并不利于人与人之间以互谅、守望为特征的稳定状态。这种状态，可称为信任均衡。换言之，在信任层面的“公道”，是不应被忽略的。

也是这个意义上，再审法院的策略，应该是意在修订婚恋中的“博弈指南”。而强调以婚约的性质和目的为核心，就是用心之举了。

婚恋总要走心

再看第二层的线索。读者朋友知道，当房产价格上涨近乎疯狂，推出“限购政策”泼些“凉水”是必要的。这些“凉水”，不在于让买房者心凉，而在于恢复交易的冷静趋势，防止市场的过度投机。这里的要点之一是，作为一项制度，限购政策的目的需要得到维护。

但第二次诉讼中法院的策略，因为主要聚焦于“投资博弈”的逻辑，使限购政策的考量，似乎退出了权衡因素的“队列”。相对而言，读者应能感受到，第一次诉讼中的法院，通过出资比例核算的方式，无意中传递了这样一种信息：即便甲不具备房产登记资格，依然能够“借道”婚恋关系，穿过限购政策，获得与出资比例等额的房产增值收益。这样一来，好像变相削弱了限购政策的意向，也使限购政策本身，似乎成为甲出资增值的隐形支撑者。

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处理方式，可能导致司法裁判的信号，偏离限购政策的初衷，从而使人们在婚恋叠加购房的博弈中，滋生新的策略——“可以投机”。这种投机心理，并不局限于房产市场，还可能渗透到婚恋关系的博弈中，进而影响本应存在的信任均衡。

久而久之，“甲们”或许会逐渐形成这样的预期：在婚恋的某一阶段，投资可以协助信任；在另一阶段，投资可以借用信任；而在关键节点——例如婚恋失败，投资则必须利用信任。与此对应，“乙们”也会调整策略，采取类似的手段。如此一来，一种新的婚恋博弈规则，可能被塑造出来，而其潜在的变化趋势是很难预测的。

这么看来，再审法院在此作出纠正的决策，其意义或许已不止于处理当事人的纷争，同时也是面向未来的“当事人”，发出司法信号。当然它的重点，依然清晰：让表达亲密关系的信任博弈，尽可能地走向优势均衡。毕竟，婚恋总要走心。

婚恋中的方向激励

不过，走心之事，时常最难用公式算清。正是在这里，我们接近了第三层的线索。

有人会说：再审判决让乙退甲350万元，这是“酌定”啊。言外之意是，法院想要发出信号，理应尽量精确计算每一分的结果。而对酌定的另一疑惑是，其中“自由裁量”的空间，略显大了一些。

但从博弈框架的角度思考，酌定实则应被视作一种制度设计上的克制。因为，无论判决数字定在哪个位置，类似的质疑与疑惑，都会随之而来。如此讲来，司法裁判的策略，应该有时意在方向，而非眼前，要让人与人之间的博弈，在具体时段集中于“大局”。这个案子中，关键点可能不在于“最公平”的数学答案，而在于“更公道”地，避免将婚恋中的信任博弈推入零和博弈。所谓“零和”，即是一方的得益等同于另一方的损失，整体的情感与利益的增益，荡然无存。

另外要提到的是，在再审法院的决策中，若对此案进行收益与成本的精算，或许会传递出一个价值略显模糊的信号：在婚恋中，越是投入感情与资源，越应该提前为“失败后的清算”做好准备。这就如同甲初次起诉，想要成为房主；乙在第二次诉讼中，试图证明房款是“赠予”……他们似乎本应在情浓买房之际，就有这样的“远见”。这个信号带来的效果，恐怕不是民法所希望塑造的行为激励。

所以不难理解，再审法院的策略是“酌定”。

回到这桩案子本身。甲、乙各有得失，经历了痛苦和无奈。但再审法院的判决，不仅是谨慎处理他们的纷争，而且似乎也在提醒未来的婚恋参与者，让他们从中获得别样的信息——怎样谋划才更妥当。在婚恋中博弈，讲本钱、实力和运气，可“信任”二字是不能忘的。此外，制度也是博弈的一方。这是真正的诚实。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