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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观澜
本期对话嘉宾：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刘灿姣
作为我国最早集传统村落保护研究、资料集藏、数据库建设、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学术平台，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始终以“在田野中解读中国”为理念，通过多学科交叉研究、创新型人才培养，将村落文化保护推向国家战略层面，让沉睡的村落遗产焕发生机
《法治周末》记者 刘希平
传统村落不仅是农耕文明的具象缩影，更沉淀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密码与生活智慧，对其开展系统性研究，既是抢救濒危文化遗产、延续文明根脉的必然之举，也是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动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
作为我国最早集传统村落保护研究、资料集藏、数据库建设、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学术平台，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始终以“在田野中解读中国”为理念，通过多学科交叉研究、创新型人才培养，将村落文化保护推向国家战略层面，让沉睡的村落遗产焕发生机。
那么，这支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团队，如何将村落文化研究从书斋推向田野？如何通过创新培养模式培育新一代文化遗产保护人才？传统村落保护对当代中国的文化传承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法治周末》记者近日专访了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刘灿姣教授。
“抢救式”田野工作积累一手资料
《法治周末》：中南大学作为以理工科见长的高校，为何会率先成立专门的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当时设立这一平台的初衷是什么？
刘灿姣：这个问题要回到十余年前的时代背景来看。2012年前后，我国城镇化进程加速，大量传统村落面临“空心化”“商业化过度”等问题，甚至有些村落因缺乏保护而消失。但当时国内专门针对村落文化的系统性研究平台几乎是空白，很多村落的历史遗存、民俗传统没有留下完整的档案，这对中华文明传承来说是巨大损失。
中南大学虽然以理工科为优势，但始终重视人文学科的交叉创新。我们的领路人胡彬彬教授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关注村落文化，他常说“小村落里有大文化”——村落不仅是居住空间，更是农耕文明的结晶，包含建筑营造、宗法礼制、民俗信仰、生产智慧等多元文化元素，是中华文明“活态的史书”。2013年，在“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基础上，学校决定引进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核心目标就是填补这一研究空白，构建“保护—研究—传承—发展”四位一体的创新平台。
中心成立后，我们明确了三个定位：第一是抢救性保护，通过田野考察为传统村落建立“文化档案”，避免遗产流失；第二是学术性研究，打破单一学科局限，整合人类学、历史学、建筑学、法学等多学科力量，解读村落文化的深层价值；第三是战略性服务，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建议，为国家村落保护和乡村振兴提供智库支持。可以说，中心的成立，既是对文化传承的责任担当，也是高校服务国家战略的主动作为。
《法治周末》：中心成立初期面临哪些挑战？又是如何逐步打开局面的？
刘灿姣：挑战确实不少。首先是资料积累难，早期很多村落没有详细文献记载，我们只能靠“脚底板做学问”，挨村走访记录；其次是学科融合难，村落研究涉及面太广，比如，研究一座古祠堂，既需要建筑学分析结构，又需要历史学考证沿革，还需要民俗学解读祭祀仪式，这对团队的跨学科协作能力是极大考验；最后是社会认知度低，当时很多人认为“村落研究是冷门方向”，争取资源、吸引人才都不容易。
我们破解这些难题的关键就是“扎根田野”。2013年起，胡彬彬教授带领中心团队开启了“江河流域传统村落大规模考察”，从长江流域到黄河流域，从南岭走廊到藏彝走廊，团队成员带着测绘仪、摄像机、录音笔，白天走访村落、记录遗存，晚上整理资料、撰写札记，有时为了核实一个民俗细节，要在村里住上十天半个月。印象最深的是2015年我带队考察湖南江永勾蓝瑶寨，当时寨子里的水龙祠壁画被尘土覆盖，大家误以为只是普通墙面，团队成员仔细清理后，发现壁画记载了江永“四大民瑶”的历史迁徙和砍牛等重要民俗活动，壁画的发现后来推动水龙祠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正是靠着这样“抢救式”的田野工作，中心逐渐积累了7000多个传统村落的第一手资料，形成了国内最完整的村落文化数据库。同时，中心团队的研究成果也开始受到重视——2016年，胡彬彬教授的《中国村落史》入选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成为我国首部村落专题史著作；2017年，中心受中宣部委托开展“古城古镇古村保护立法”考察，为后来《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基本要求》等政策出台提供了重要参考。这些成果让“村落研究”从“小众领域”走进了文化强国战略的视野。
“三在”培养模式让学术扎根大地
《法治周末》：在人才培养方面，中心提出的“要么在课堂、要么在书斋、要么在田野”的“三在”模式非常有特色，这一模式是如何形成的？
刘灿姣：“三在”模式的形成，其实是我们在研究实践中摸索出的“必然结果”。早期我们发现，传统人文学科的培养模式存在“脱节”问题，即学生在课堂上学理论、在书斋里读文献，但到了田野现场，却不知道如何记录村落遗存、解读民俗现象。胡彬彬教授常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村落文化是“活”的，必须让学生在实践中获取知识、验证理论。
2016年，我们正式提出“三在”培养模式，核心就是打破“课堂—书斋—田野”的壁垒，让三者成为人才培养的有机整体。比如“在课堂”，我们开设《中国传统村落文化概论》《田野调查方法》等课程，邀请建筑学、宗教学、考古学等领域的专家跨学科授课，让学生建立系统的理论框架；“在书斋”，我们要求学生既要研读《地方志》《族谱》等传统文献，也要整理田野考察中获取的口述史料、影像档案，培养“文献+实证”的研究能力；而“在田野”是关键，我们每年都会组织大规模考察，让学生从本科到博士都参与其中，真正“在现场发现问题、在实践中解决问题”。
发掘并守护中华文明的“基因库”
《法治周末》：经过十余年研究，中心在传统村落保护领域取得了哪些标志性成果？这些成果对推进文化强国战略目标有什么意义？
刘灿姣：十余年下来，我们的成果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建立了中国传统村落的“文化档案库”，通过7000多个村落的考察，积累了数百万字的文字资料、几十万张照片、上万小时的影像，这些资料不仅是研究的基础，更是抢救性保护的重要依据，比如，我们为湖南江永、通道等地的少数民族村落建立的档案，为后来这些村落申报“中国传统村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提供了关键支撑。
二是推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和智库报告，比如，胡彬彬教授的《中国村落史》填补了我国村落专题史的空白，中心联合《光明日报》发布的《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调研报告（2017）》，是我国首部村落保护蓝皮书，其中提出的“活化保护而非标本式留存”“乡村善治需以教育为本”等观点，被纳入国家传统村落保护政策；还有我们撰写的《关于将湖南打造成世界旅游目的地的思考与建议》《怀化通道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调研报告》等，得到湖南省高度重视，直接推动了地方村落保护实践。
三是推动了“人类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2014年，中心在全国首创人类文化遗产学博士和硕士培养点，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培养村落文化研究与保护人才的学位点。目前我们已经培养了66名博士和硕士，他们中有的在高校从事村落研究，有的在文化部门负责遗产保护，有的在乡村振兴一线工作，成为传承村落文化的“生力军”。
这些成果的意义，不仅在于学术层面的创新，更在于推动“村落保护”从民间自发行为上升为国家文化战略。
《法治周末》：从更宏观视角来看，保护传统村落对中华文明传承、对乡村振兴有什么重要意义？
刘灿姣：传统村落的价值，首先在于它是中华文明的“基因库”。比如，从建筑上看，江南的粉墙黛瓦、西南的干栏式房屋、闽西的土楼、黄土高原的窑洞等，不仅是地域文化的体现，更蕴含着古人适应自然、利用资源的智慧；从民俗上看，春节的祭祖、端午的龙舟、中秋的赏月，这些习俗在村落中代代相传，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来源；从精神层面看，村落中的族谱、祠堂、乡规民约，承载着“孝亲敬长”“邻里和睦”“诚实守信”等传统美德，这些都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如果村落消失了，这些活态的文化基因也会随之流失，中华文明就会失去根基。
其次，传统村落是乡村振兴的“文化支点”。乡村振兴不是“千村一面”的城市化，而是要保留乡村的特色与灵魂。比如，勾蓝瑶寨，正是因为保护了水龙祠壁画、洗泥节等文化遗产，才发展出特色旅游，带动了村民增收；再比如，湖南双峰的仙女殿村，依托古驿道、古祠堂等资源，打造了“文化+研学”的产业模式，让村落既保留了“乡愁”，又有了发展活力。可以说，没有文化的乡村振兴是“空心”的，传统村落的文化资源，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编辑：冀春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