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神话”：貌似合理却充斥误读与曲解

□ 研究者说

□ 梁佩鹏

当前，在教育领域，尤其是早期教育阶段，常常听到不少关于“大脑开发”的宣传语，例如“右脑开发”“全脑激发”“量子学习”“照相记忆”等。这些宣传语听起来“高大上”，貌似合理，背后却充斥着对脑与认知神经科学的误读与曲解。它们被称为“神经神话”(Neuromyths)。

“神经神话”一词于2002年提出，指的是在教育神经科学领域，关于脑功能及其在学习中的作用的一些普遍、持久的误解，包括——

误用过时理论。以“右脑开发”课程为例，如“右脑速读”“照相记忆”“超感训练”等，往往打着脑科学的旗号，却建立在早已被证伪的“左右脑分工理论”之上。虽然大脑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半球功能偏侧化，如语言加工中左脑为优势半球，但大量脑功能成像研究已表明，几乎所有高阶认知活动(如阅读、推理、决策等)都需要左右脑协同。实际上，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对脑功能的解释已由模块化转向强调脑区间的动态协作。所谓“独立激活右脑潜能”的说法，实则是对过时理论的误用与夸大。

误读生理机制。例如，有课程宣称“松果体是感知力开关”，开发后可以实现“蒙眼识字”或“开天眼”等超感知能力。实际上，松果体的主要功能是分泌褪黑素，调节人体生物节律。松果体是调节生物钟的器官，而非实际的视觉器官，与感知功能无关。关于“开天眼”或通过松果体获得超感知能力的说法，是对松果体生理功能的误读，缺乏科学依据。这类说法借用科学术语进行包装，容易误导家长与公众。

过度解读脑信号。例如，“α脑波耳机”声称可以通过音频共振激活神经元、提升专注力和记忆力。实际上，脑电波(如α波、θ波)是神经元活动的电信号反映，受认知状态、情绪状态、觉醒水平等因素影响，通过外界音频进行精准操控或诱导的难度很大。这些脑电波的划分只是对神经活动状态的描述，而非“开关按钮”，所以也并不存在“α波=学习提升”或“θ波=潜能开发”这种因果关系。

“神经神话”的成因是什么呢？

首先是因为神经科学研究结果被夸大解释。以“莫扎特效应”为例，1993年一项研究发现，成人在听古典音乐后，可短暂提升空间推理能力，但这种效果仅在严格实验条件下短暂出现，且与儿童智力发展无直接关系。然而这一研究在传播中被误解为“听莫扎特音乐可以让孩子变聪明”，从而衍生出各种“开发智力”的音频产品和早教课程。这种将微弱、特定条件下的研究结果过度泛化为普适、长期有效的认知提升手段，是一种典型的“神经神话”生成路径。

其次是个体差异被忽视，一些科学发现或科学干预被普适化滥用。不少所谓“脑力开发”课程(如“量子速读”“脑屏成像”“照相记忆”等)将零星个案夸大为“人人可复制”的神话，宣称“激活右脑图像识别区”或训练“脑屏记忆法”即可实现“一眼一页，永久记忆”，甚至一分钟记一整篇文章。这些说法背后的“神经神话”是：人的大脑拥有“照相记忆”潜力，只需激发即可让记忆力爆发。但研究表明，所谓“照相记忆”是极罕见的现象，仅在极少数儿童中出现，且随着年龄增长会消失。目前并没有任何科学方法可以大规模激发这种记忆方式。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商业模式中存在“焦虑变现”与虚假宣传。目前不少所谓的“脑开发”课程存在围绕家长的育儿焦虑展开营销的嫌疑，而并非基于严肃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这类课程通过制造稀缺性、夸大“敏感期”概念，声称“3岁不开发，终身难补”“抓住敏感期，事半功倍”“早教黄金期不抓就晚了”，将大脑发育规律扭曲为“末班车焦虑”，诱导家长立即投入时间与金钱。其背后的“神经神话”是——幼儿期大脑处于极强的可塑性状态，任何刺激都会产生极大效应，越早开发越好。然而，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表明，虽然0岁至6岁是认知发展的关键阶段，但并不意味着这一年龄阶段是“大脑可塑性的唯一窗口”。科学倡导的是顺应儿童发展规律的丰富互动，而非超前训练。

目前还存在混淆“科研工具”与“智力开发”或“智力提升”神器的问题。以tDCS（经颅直流电刺激）为例，它是一种通过头皮施加低强度直流电流以调节大脑神经活动的非侵入性技术，作为科研工具用于探索大脑功能。然而，这项技术被一些商家过度包装为“开发智力”“提升学习能力”的神器，宣称tDCS可以激活大脑特定区域，从而开发创造力、提高记忆力与专注力。尽管已有不少研究表明，通过tDCS对特定脑区进行刺激可以改善或提升个体的任务表现，但其效应持续时间不一(几十分钟，到几小时，到几天等)、效果不稳定、个体差异大，且无法精准控制其作用于脑区，缺乏长期、大样本、重复验证的研究支持。将tDCS等目前主要应用于科学研究的技术过早、过度商品化，包装成“脑力外挂”，这是对科学研究技术工具的严重误读。

“神经神话”之所以广泛传播，正是因为它们披着“科学术语”的外衣，看似合理，却缺乏严谨证据支撑。公众对脑科学研究设计、实验局限性的了解不深，导致在面对带有“神经”“脑电波”“激活”等字眼的产品时，难以辨别其科学性和逻辑漏洞。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本报记者赵丽 本报见习记者丁一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