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个人信息处理的系统性风险与司法治理路径

□ 郭昂扬

摘要：以大规模个人信息处理为基础的数字经济模式在创造巨大价值的同时，也催生了超越传统隐私侵权范畴的系统性风险。这些风险不仅关乎个人权益，更深刻影响市场秩序、社会公平与法治进程。本文通过对信息泄露公益诉讼、算法歧视、服务终止、数字遗产四类典型案例的剖析，揭示了当前司法领域应对大规模个人信息处理的成就与挑战。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一个将法律规则协同、技术治理嵌入、比较法借鉴三种手段融为一体的综合治理框架，为应对大规模个人信息处理的系统性风险探寻有效的司法治理路径。

关键词：大规模个人信息处理；系统性风险；司法治理；个人信息保护法

引言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其核心驱动力在于对海量个人信息的持续汇聚、深度分析与创新应用。这种以大规模个人信息处理为基础的模式，在为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和效率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超越传统隐私权范畴的系统性风险。这些风险的特征在于其影响的弥散性、后果的潜在严重性以及成因的结构复杂性，它们不仅挑战着个体的自主控制能力，更对市场竞争秩序、社会公平正义乃至既有的法律概念体系构成了深刻冲击。长期以来，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主要围绕“告知-同意”这一核心规则构建，旨在保障信息主体的知情权和决定权。然而，面对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跨越多个应用场景的、长期存续的大规模数据处理活动，单一的“告知-同意”框架显得捉襟见肘，难以有效回应其所带来的系统性挑战。

学界对于数据治理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部分研究侧重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以下简称数据安全法）等新兴法律的规范解读，厘清了各项法律原则与参与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另一些研究则从经济学、社会学等跨学科视角，对平台垄断、算法伦理等宏观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尽管如此，现有研究较少将抽象的法律规范与鲜活的司法实践进行深度耦合，观察法律从文本走向实践过程中的内在张力、现实困境与动态调适。

一、大规模个人信息处理的法律地位与风险解析

（一）“大规模”概念的司法认定探索

大规模个人信息处理是数字时代诸多系统性风险的发源地，然而，对于何为“大规模”，我国法律尚未提供一个清晰明确的界定，这为法律的适用带来了挑战。

个人信息保护法在多个条款中提及了与处理规模相关的概念。例如，第五十五条规定，“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委托处理个人信息、向其他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个人信息、公开个人信息”“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以及“处理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个人信息”这五种情形下，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事前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PIA）。其中，处理“大规模”个人信息被普遍认为是构成“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核心情形之一。但我国法律文本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的量化指标或明确的类型化指引。

这种立法，一方面体现了保持法律对技术快速发展的适应性与灵活性的意图，避免因设定僵化的数字门槛而过时，给企业与司法实践活动留下了探索空间与弹性余量；另一方面，确实也使得企业在合规实践过程中未能获得足够的指导，同时也为司法机关的裁判带来了不可预知性。在学理层面，学者们普遍认为，“大规模”的界定是一个综合性判断，不应仅仅局限于数据的绝对数量，还应综合考量数据所涉主体的数量、数据处理的持续时间与地理范围、数据本身的敏感程度，以及该处理活动对个人权益可能造成的潜在影响范围和深度等多个维度。在实践探索中，尽管尚无司法判决对“大规模”作出专门的定义，但一些规范性文件已开始尝试量化。例如，《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提出，处理超过1000万月活跃用户信息的“大型网络平台”，应当履行重要数据处理者的相关义务。这可以被视为一种立法层面的积极尝试，通过设置一个较高的数量门槛，来识别具有系统性影响的数据处理者，并对其施加更强的安全保护责任。

（二）数据处理过程中引发的法律风险

大规模个人信息处理所引发的风险，已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对个体隐私的侵扰。其核心特征在于风险的系统性，即影响范围从对特定个人的“点状”侵害，演变为对不特定多数人乃至社会整体利益的“面状”威胁。为了更精准地对接我国的法律框架和司法实践，有必要将这些风险从法学角度进行重构，归纳为以下三类核心法律风险：

数据安全与可用性风险。此类风险指因平台安全保障措施不足，内部管理混乱或单方面商业决策，导致的大规模个人信息泄露、篡改、损毁或灭失。这不仅直接侵害了个人信息权益，更可能因其规模效应而危害公共安全，破坏社会信任基础。其典型表现形式包括：大规模数据泄露后被用于实施精准诈骗，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以及云服务、网络游戏等平台突然停止服务，导致用户长期积累的个人数据或数字资产永久丧失，破坏了用户对数字生态的稳定预期。

权利行使与平台责任失衡风险。此类风险指在以算法为核心的自动化决策和平台经济的优势地位下，个人的法定权利被实质性架空，而平台的法律责任因技术黑箱、信息不对称等因素而难以被有效追究。其典型表现为“大数据杀熟”现象。在此类场景中，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知情权和决定权受到侵害，但由于算法逻辑的不透明，消费者往往难以证明平台存在基于个人信息的“不合理差别待遇”，陷入维权困境。

对既有法律概念的冲击与挑战。此类风险指大规模数据处理活动催生了诸多新型的法律客体和法律关系，对传统的法律概念体系构成了挑战。例如，用户在社交平台、网络游戏中生成的包含情感、记忆、社交关系和财产价值的数字账户，其法律性质为何？当用户去世后，这些“数字遗产”能否被继承？ 这引发了民法典中的继承权、财产权规定，与平台用户协议中的合同约定，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死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之间的复杂冲突与紧张关系。如何将这些新生事物纳入既有的法律框架，并作出合乎法理与情理的规定，是法学界面临的全新课题。

这三类风险的重构，揭示了一个深刻的转变：对大规模个人信息处理的法律规制，其保护的权益已从单一个体的人格权益，扩展至包含财产权益、市场竞争秩序、社会公共利益在内的多元权益复合体。这一转变要求治理体系必须相应升级，从单一的权利保护视角转向更为宏观和综合的风险治理视角。立法上对“大规模”等关键概念的“模糊处理”，并非无意的疏漏，而更像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为司法和行政机关留下了根据具体情境进行能动解释的空间。然而，这种策略也带来了挑战。当司法机关面对具体案件时，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指引，可能会倾向于退回到其更为熟悉的传统法律框架中寻求解决方案。因此，未来通过司法解释或发布指导性案例，对“大规模”等概念进行类型化和标准化的界定，将是数据治理走向成熟、实现法律统一适用的关键一步，这不仅是一个法律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关乎如何平衡产业发展与个人保护的重大价值选择问题。

二、风险的主要来源及司法应对

面对大规模数据泄露和平台单方终止服务导致的数据灭失，司法系统如何通过追责和权利救济来回应？同时在技术和信息高度不对称的数字环境中，如何有效保障个人的法定权利，并合理界定平台的法律责任？以上这一系列问题，无一不阐述着我国数据治理方面所面临的严峻挑战。笔者将通过分析代表性案例，试图解析司法机关在应对四类具有代表性的核心风险时，平衡各方利益时的路径选择与内在逻辑。

（一）个人信息泄露的多元追责

近年来，检察机关提起的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已成为应对大规模信息泄露风险的一把利剑。江西省南昌市检察院督促整治APP违规收集个人信息案、甘肃省平凉市检察院督促整治快递单信息泄露案以及河南省濮阳市检察院督促整治装修行业信息买卖案等一系列案件，集中体现了这一模式的特点与价值。这些案件的共同特征是，违法行为涉及的个人信息数量巨大（例如，装修行业案中查获的业主信息达3万余条），且造成的危害具有社会普遍性，大量民众因此遭受骚扰电话、精准诈骗的困扰，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明显侵害。

在调查过程中，检察机关引入了第三方专业技术机构进行APP检测、开展问卷调查、现场走访等多元化手段固定证据，查明了APP超范围收集、快递运单未作匿名化处理、企业内部人员监守自盗等违法事实。此后，检察机关采用“磋商+听证+诉前检察建议”的监督模式，如南昌APP案中，检察院组织了由人大代表、专家学者参与的公开听证会，厘清了多个监管部门的职责边界，形成了监管合力。随后，向负有监管职责的通信管理、公安、市场监管等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职。最终的结果是，相关行政机关积极响应，责令涉事企业限期整改、下架违规APP、处以行政处罚，并开展行业性的专项整治行动。例如，在平凉快递案后，当地邮政管理部门推动快递企业采用“隐私面单”，并建立了快递运单的定期销毁制度，从源头上遏制了信息泄露的渠道。

从法律适用上看，这些案例有效激活了网络安全法第二十一条、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网络运营者安全保障义务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九条、第五十一条规定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安全责任，为治理大规模信息泄露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范本。

（二）“大数据杀熟”案的启示与算法歧视的规制思路

“大数据杀熟”是公众对平台利用算法对不同用户实行差别定价的形象描述，也是算法歧视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在“大数据杀熟第一案”及后续一系列相关诉讼中，司法机关的应对策略充分展现了其在规制此类新型行为时的困境与智慧。

此类案件的案情通常是，原告（多为平台的老用户）主张，在线票务、电商或外卖平台利用其长期积累的消费历史、浏览偏好、价格敏感度等个人信息形成用户画像，并基于画像对其收取高于新用户或匿名用户的价格，认为这侵犯了其公平交易权，构成个人信息保护法所禁止的算法歧视。

然而，原告在诉讼过程中普遍面临着巨大的举证困难。由于算法的运行机制和平台的定价策略属于其核心商业秘密，原告几乎不可能获得直接证据，来证明平台是“故意”且“仅仅”基于其个人信息特征而进行了提价。平台方则可以轻易地以市场价格正常波动、优惠券策略不同、不同时间点的供需关系变化等理由进行抗辩。这种举证责任上的天然不平等，使得原告若要严格依据法律规定来证明平台的过错、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几乎成为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面对这一困境，法院的判决结果体现出一种务实的“绕行”策略。在已有的判决中，法院极少直接正面认定平台的行为构成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所禁止的“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相反，法官们更倾向于将争议拉回到其更为熟悉的、已有成熟裁判规则的法律框架内。他们适用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或价格法，将平台的行为定性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因为平台未明确告知其定价是基于个性化推荐）或构成“价格欺诈”（利用模糊的定价方式诱使用户交易）。基于此，法院可以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支持原告“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请求。

这种裁判路径的选择，深刻地反映了司法的“路径依赖”特征。一方面，它成功地保护了个案中消费者的利益，实现了定分止争的司法基本功能。另一方面，它也巧妙地回避了对“何为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以及“算法侵权举证责任如何分配”等前沿疑难问题的正面回答。学界虽有观点呼吁，应在此类案件中引入过错推定乃至无过错责任原则，并适用“优势证据”标准降低原告的证明门槛，但这需要更为明确的立法或司法解释予以支撑。当前司法实践的“绕行”，虽是权宜之计，但也为未来更高位阶的法律规则出台留下了空间。

（三）数据灭失与服务终止情况下的用户权益保护

与信息泄露风险不同，当平台因商业决策终止服务导致用户数据灭失时，司法应对则显得更为审慎和保守，其核心症结在于用户数据的法律地位不明。网络游戏停服系列纠纷是观察这一问题的绝佳窗口，而印象笔记（Evernote）等云服务平台停止中国区运营后引发的数据迁移困境，则进一步凸显了这一风险的普遍性。

此类案件的起因是，游戏运营商或服务提供商出于经营策略调整、盈利不佳等商业原因，单方面宣布终止服务。此时，用户面临双重损失：一是已经充值但尚未消费的虚拟货币；二是通过长时间投入（包括金钱和时间）所获得的具备一定价值或财产属性的虚拟数据，如在云笔记等服务中自行创建和存储的大量个人数据（如笔记、照片等），以及网络游戏中所持有的虚拟道具、装备、等级等。

在诉讼过程中，用户通常起诉要求平台返还全部充值款项并赔偿虚拟财产损失。平台方则往往依据用户注册时同意的服务协议进行抗辩，这些协议中通常包含“服务可能随时中断或终止”以及“虚拟物品所有权归平台所有”等格式条款。

法院的判决结果呈现出明显的分化。对于用户已充值但“未使用”的虚拟货币，法院普遍持支持返还的态度。其法理依据是，这部分款项对应的服务尚未完全提供，根据公平原则和合同法原理，平台应返还对价。例如，在多个案件中，法院都支持按照玩家未消耗的游戏代币对应充值的金额比例进行退款。然而，对于用户已经消费充值款换取的虚拟道具、装备，或用户自行生成的笔记内容等，法院则普遍持非常保守的态度。主流观点认为，这些虚拟物品或数据本质上是用户在接受平台服务过程中产生的体验和记录，其价值依附于服务的存续，一旦服务终止，其价值便自然消亡。例如，在《秦剑》案中，法院明确指出游戏装备仅为模拟财产，在游戏关服后便失去价值。因此，法院大多不支持对这部分“已消费”或“自生成”的数字资产进行赔偿。

这一司法困境的根源在于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虽然原则性地承认了“数据、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但并未对其法律性质（究竟归属物权、债权、知识产权，还是新型财产权的保护范畴）作出明确界定。这导致法院在裁判时缺乏统一的法律依据，只能退回到传统的合同法框架，主要审查平台服务协议中停服条款的效力。然而，这些由平台单方提供的格式条款，是否因其免除了自身核心义务、排除了消费者的主要权利而应被认定为无效，司法实践中同样存在争议。这深刻地暴露了在平台生命周期终结这一关键节点上，我国对用户数据资产权益保护的法律体系存在明显的短板。

对比个人信息泄露与数据灭失两种风险场景下的司法应对，可以发现一种“外强内弱”的治理结构。对于信息泄露这类具有明显负外部效应、直接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风险，国家干预的意愿和力度都非常强，已经形成了一套以行政监管为主导、检察公益诉讼为有力补充的外部监督体系。这得益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七十条对检察机关的明确授权，以及此类案件中“社会公共利益”受损事实的清晰可辨。然而，对于平台停服导致的数据灭失这类更多被视为用户与平台之间的“内部”合同纠纷，司法干预则显得更为审慎。在该场景下，公益诉讼难以介入，因为单个平台停服是否构成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在认定上存在较大争议；同时，由于用户数据资产的权利性质和价值难以确定，公益诉讼的诉求也难以构建。这揭示了当前治理体系的一个结构性缺口：对于平台生命周期终结阶段的数据风险，仅依靠用户个体依据合同法进行维权，双方力量过于悬殊。未来，可能需要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平台在终止服务时的数据处理义务，例如强制实现数据的本地储存机制、可携带性、引入数据资产的第三方托管或开源机制，甚至探索在该领域引入公益诉讼的可能性，以真正实现对用户数字资产的周全保护。

（四）“数字遗产”继承的权利冲突与司法探索

如果说“大数据杀熟”案体现了司法的“路径依赖”，那么“数字遗产”继承纠纷则归属于绝对的“审慎探索”的司法无人区。当一个自然人去世后，其生前使用的社交账号、网络游戏账号、电子邮箱等数字账户及其承载的内容，其近亲属是否有权继承，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法律难题。

此类纠纷的起因往往是，逝者的近亲属（如父母、配偶）希望登录其账号，其动机可能是多样的：或为寄托哀思，整理逝者遗留的数字足迹；或为查明逝者死因（如德国联邦法院审理的著名“Facebook案”）；或为处置账号内具有明确财产价值的虚拟物品或商业价值。

在诉讼过程中，平台方的抗辩理由通常有二：一是依据用户注册时同意的服务协议，其中往往明确约定“账号所有权归平台所有，用户仅有使用权”且“账号不得转让、出借、继承”；二是以保护逝者本人及与其通信的第三方的隐私为由，拒绝提供访问权限。

由于我国法律对此没有明文规定，一些法院的判决结果与受理结果不同，反映了司法在多重权利冲突面前的艰难权衡。

继承权与合同约定之间冲突的核心争议在于，平台单方制定的格式条款，能否对抗民法典所保障的法定继承权？有的法院可能尊重合同约定，认为用户协议有效，账号不可继承，但同样也有观点认为，此类格式条款排除了用户的核心财产性权利，应属无效。

对于处理逝者的个人信息过程中所产生的隐私权与继承权间的冲突，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九条为此提供了突破口，规定“死者的近亲属为了自身的合法、正当利益”，可以对死者的相关个人信息行使查阅、复制等权利。这为继承人访问账号内容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是，账号内的通信内容往往涉及第三方（逝者的朋友、同事等），允许继承人访问是否会侵害这些在世第三方的隐私权和通信秘密？这是司法裁判中必须审慎处理的平衡点。

数据的财产权利确认则更是解决大多数情况的重大突破口。数字账户的内容极为复杂，包含了不同属性的利益。聊天记录、私人照片等更多地体现了人格利益；而高等级的游戏装备、有大量粉丝的自媒体账号、网店等则具有显而易见的财产利益。理想的司法裁判需要对这些不同属性的内容进行甄别和区分处理，例如，对承载人格利益的内容允许有限的“访问”，而对具有财产属性的利益则确认其“可继承性”。然而，在实践中，法院往往难以进行如此精细的切割，导致判决结果时有分歧。

“大数据杀熟”与“数字遗产”两类案件的司法实践揭示了司法系统在应对技术变革时的两种不同面相。当存在传统法律工具可以“绕行”时（如“大数据杀熟”案），司法倾向于保守和实用主义，以实现个案正义为先。而当传统工具失灵，多种基本权利发生正面碰撞时（如“数字遗产”案），司法则被迫扮演起“规则创设者”的角色，其判决的探索性和不统一性，正是规则形成过程中的必然阵痛。这预示着，“大数据杀熟”问题的根本解决，更有赖于立法和监管层面推动算法透明度和可解释性，从源头改变举证责任的分配。而“数字遗产”问题的规则化，则更可能依赖于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的方式，在个案积累的基础上，逐步提炼出类型化的裁判规则，为全国法院提供统一的指引。

三、面向系统性风险的综合治理框架

前述对司法实践的分析表明，单一的法律工具或部门法已难以有效应对大规模个人信息处理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构建一个能够整合法律、技术和监管模式的综合治理框架，实现从事后救济到事前预防的重心转移，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法律规则的协同适用与精细化

数据治理的法律基石，在于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这“三驾马车”的协同适用。网络安全法聚焦于网络自身的运行安全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保护，是数据安全的物理和技术底座。数据安全法将数据视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和关键生产要素，建立了以数据分类分级为核心的安全管理制度，是保障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的枢纽。个人信息保护法则以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为核心，规范了个人信息的全生命周期处理活动，是数据治理中最关乎个人权利的支柱。在处理大规模信息泄露等复杂事件时，司法机关必须综合运用三部法律，从网络运营者的安全义务、数据处理者的合规责任、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具体规则等多个层面，构建起一个完整的法律责任链条。

然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适用。仅仅实现法律的协同，尚不足以应对实践中的复杂挑战，更关键的是要通过司法实践，对法律中的原则性规定进行精细化阐释。例如，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五条、第六条确立的“合法、正当、必要”“目的明确合理”“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即最小处理）等基本原则，在具体案件中如何落地，是司法裁判的核心任务。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不应仅仅满足于平台方关于“处理是为提升用户体验所必需”的单方陈述，而应引入更为严格的比例原则进行实质性审查。具体而言，可以构建一个三阶审查模式：首先，审查处理该个人信息的目的是否合法正当；其次，审查平台所采取的数据处理手段与所要实现的目的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和适当性；最后，也是最核心的一步，审查该处理行为对个人权益造成的损害，与平台所追求的利益（以及可能带来的社会整体利益）之间是否合乎比例，是否存在对个人权益侵害更小的替代方案。通过在判例中反复适用和阐释此类审查标准，司法能够逐步为抽象的法律原则注入具体、可预期的内涵，为市场主体提供清晰的行为指引。

（二）技术治理的法律嵌入：以差分隐私为例的合规性分析

随着技术的发展，平台越来越多地宣称采用隐私增强技术（Privacy-Enhancing Technologies, PETs）来平衡数据利用与隐私保护，其中，差分隐私（Differential Privacy）是备受关注的一种。苹果公司在其设备分析中广泛应用了差分隐私技术，声称其在收集和分析用户数据的同时，能够有效保护个人身份不被识别。差分隐私的核心机制，是在原始数据集中注入经过精确计算的“噪音”，使得任何分析结果的发布，都不会显著暴露数据集中是否存在某一个特定个体的信息，从而在理论上抵御了基于输出结果反推个体隐私的攻击。

这种技术在法律上的定性，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条的规定，“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将不再被视为个人信息，从而可以脱离该法的规制，自由流通和利用。如果差分隐私技术被认定为实现了法律意义上的“匿名化”，无疑将为数据产业的发展打开巨大的空间。然而，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七十三条对“匿名化”给出了一个极为严格的定义：“是指个人信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自然人且不能复原的过程”。

差分隐私技术在实践中面临着“隐私预算（ε）”与数据可用性的内在权衡。隐私预算ε的值越小，隐私保护的强度越高，但同时添加到数据中的噪音就越大，数据的分析价值就越低。为了保证数据的基本可用性，隐私预算不可能被设置为无穷大（即噪音无穷大），这意味着经过差分隐私处理的数据，在理论上仍然保留了与原始数据的一定关联性，存在着被“再识别”的微小可能性，尤其是在攻击者掌握更多背景知识的情况下。因此，它可能难以完全满足“不能复原”这一绝对化的法律要求。

基于此，将差分隐私技术直接等同于法律上的“匿名化”处理，存在着“技术漂白（tech-washing）”的风险，即利用技术的复杂性来规避法律责任。一个更为审慎和稳妥的法律定位是，将差分隐私视为一种高级的、有效的技术安全措施。它能够很好地帮助数据处理者履行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五十一条所规定的“采取加密、去标识化等安全技术措施”的法定义务，并可以作为在发生数据安全事件时，主张自身已尽到合理安全保障义务、从而减轻或免除责任的重要抗辩理由。但是，经过差分隐私处理的数据，在法律性质上仍应被视为个人信息，其后续的处理活动，仍需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目的限制、告知同意等其他各项规定。这种将技术审慎嵌入法律框架的思路，既鼓励了技术的创新应用，又守住了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底线。

（三）比较法借鉴：欧盟《数字市场法》（DMA）“守门人”制度的启示

面对大型数字平台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欧盟于2022年通过的《数字市场法》（Digital Markets Act, DMA）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从事前监管入手的治理思路。DMA的核心逻辑，是放弃了传统反垄断法中复杂的“界定相关市场-认定市场支配地位-分析滥用行为”的事后审查模式，转而直接识别出一批对数字经济具有系统性影响力的“守门人”（Gatekeeper）平台。

“守门人”的认定主要基于一系列客观且量化的标准，如公司在欧盟的年营业额（大于等于75亿欧元）、市值（大于等于750亿欧元）以及核心平台服务的月活跃终端用户数（大于4500万）和年活跃商业用户数（大于1万）等。一旦被认定为“守门人”，平台就必须遵守一系列明确的、非对称的、具有“本身违法”性质的行为义务清单。这些义务包括正面的“作为义务”（Do's），如必须允许商业用户访问其在平台上产生的业务数据、必须确保其核心服务与其他第三方服务之间的互操作性；也包括负面的“不作为义务”（Don'ts），如不得在排名中偏袒自营服务、不得阻止用户卸载预装软件、不得将在服务中从商业用户处获得的非公开数据用于与这些商业用户竞争等。

DMA的“守门人”制度，对于思考如何规制进行大规模数据处理的我国超大型平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超越了传统的反垄断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范畴，直接针对平台利用数据和生态优势所形成的结构性壁垒进行干预。这一思路与我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曾发布的《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中，将平台划分为“超级平台”“大型平台”和“中小平台”并施以差异化监管责任的思路，可谓不谋而合。

借鉴DMA的理念，我国可以考虑在未来的立法或监管实践中，对那些处理海量个人信息、掌握关键市场入口、具有显著网络效应的平台，施加更严格的、事前性的特殊数据治理义务。这可以有效回应前文分析的司法困境。例如，与其让每一个消费者去艰难地证明自己遭遇了“大数据杀熟”，不如直接规定“守门人”平台有义务向所有用户提供清晰、便捷的“关闭个性化推荐/定价”的选项，并要求其算法模型定期接受独立的第三方审计。与其在平台停服后，让用户在诉讼中为自己的数据资产价值苦苦争辩，不如直接规定“守-门人”平台有义务在提供服务之初，就提供符合标准格式的数据导出功能，并建立数据资产的第三方托管或应急处置预案。这种将治理重心从事后救济转向事前规制和事中监督的模式转换，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平台与用户之间的博弈格局，将责任与透明度义务前置于平台方，从而更有效地预防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结论

本文立足于司法实践的视角，对大规模个人信息处理在我国引发的系统性法律风险及其治理路径进行了系统性考察。研究表明，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化，相关风险已超越了传统的个人隐私侵权范畴，演化为关乎数据安全与可用性、权利行使与平台责任平衡，以及对既有法律概念体系冲击的三个核心维度。通过对检察公益诉讼、算法歧视、服务终止和数字遗产四类典型案例的深度剖析。

面向未来，构建一个更为成熟和有效的治理体系，需要多层次的协同努力。本文主张建立一个“法律-技术-监管”三位一体的综合治理框架。其核心路径在于：第一，在法律规则层面，大力推动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协同适用，并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性案例或司法解释的方式，对“大规模”“必要性”“不合理的差别待遇”等关键法律概念进行精细化阐释，为司法裁判提供指引。第二，在技术治理层面，将差分隐私等隐私增强技术审慎地嵌入法律合规框架之内，明确其作为“安全技术措施”而非“匿名化豁免”的法律地位，确保技术创新服务于法律目标，而非规避法律责任。第三，在监管模式层面，积极借鉴欧盟《数字市场法》的“守门人”监管理念，探索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超大型平台施加更严格、更明确的事前行为义务，实现治理重心的前移，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系统性风险。

（作者单位：首都医科大学）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