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中的案件管辖制度

□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周礼·秋官司寇》中的案件管辖制度，是根据居民住所地和身份两个方面来确立的。西周实行乡、遂或国、野区域划分制度，居住在“国”或“乡”中的居民属于国人，大体属于贵族、自由民，居住在“遂”或“野”中的庶人、野人，大体属于身份较低的奴隶等。《周礼》规定，负责受理“国”和“乡”中的“国人”案件的是乡士，受理“遂”和“野”中的庶人、奴隶等人案件的官员是遂士、县士，负责审理直属周天子管辖的大夫所封采邑地区居民（大体也属于自由民）案件的官员是方士，受理诸侯们之间案件的官员是讶士。

根据《周礼》所载，乡士的职责是受理国都及其城郊“六乡”的“国人”的诉讼，各掌所属乡的“国人”数目，平时对他们监督、告诫，诉讼时受理他们的案件，审察他们的讼辞，辨别罪状的轻重，区别死罪或施刑之罪，写出判决意见，过十天再在外朝对案件加以审断。大司寇主持审断，在外朝对重案、轻案作出判决，掌诉讼和掌刑法的官员们都在场，各自提出法律依据以参议判决。案件判决后，士师接受判决书加以保存。由乡士挑选合适的日期施刑或诛杀，杀后陈尸三日。如果周王有想要赦免的罪犯，周王就在大司寇主持外朝审断的日期前往参与议罪。凡王国有大事时，就负责诛杀违犯禁令的人。

《周礼》记载，遂士掌理“遂”中“野人”的诉讼，各掌所属遂的“野人”数目，平时监督和告诫并纠察他们要遵守法令，受理他们的诉讼。审察他们的讼辞，辨别案情的轻重，区别死罪或施刑之罪，写出判决意见，过二十天再在外朝对案件加以审断。大司寇主持审断，在外朝对重案、轻案作出判决，掌诉讼和掌刑法的官员们都在场，各自提出法律依据以参议判决。案件判决后，士师接受判决书加以保存。由遂士挑选合适的日期就国郊施刑或诛杀，杀后各在本遂陈尸三日。如果周王有想要赦免的罪犯，就命三公在大司寇主持外朝审断的日期前往参与议罪。凡郊地有大事，就诛杀那些违犯命令的人。

《周礼》记载，县士掌理野地（公邑）的诉讼，各掌所属公邑的“野人”数目，平时监督和告诫他们遵守法令，并受理他们的诉讼，审察他们的讼辞，辨别案情的轻重，区别死罪或施刑之罪而写出判决意见，过三十天再在外朝对案件加以审断。大司寇主持审断，在外朝对重案、轻案作出判决，掌诉讼和掌刑法的官员们都在场，各自提出法律依据以参议判决。案件判决后，士师接受判决书加以保存。由县士挑选合适的日期施刑或诛杀，各就本公邑行刑，杀后陈尸三日。如果周王想要赦免某罪犯，就命令六卿在大司寇主持外朝审断的日期前往参与议罪。凡野地有大事，就诛杀违犯命令的人。

《周礼》记载，方士掌理采邑的诉讼，听察他们的讼辞，区别死罪或施刑之罪而写出判决意见，过三个月而后把案件上报王朝。大司寇在外朝审理方士的评断意见，掌诉讼和掌刑法的官员们都在场，各自提出法律依据以参议判决。案件判决后，士师接受判决书加以保存，由方士记录所判的罪刑以及参与审判案件的官吏。对采邑所上报的有疑难的案件，负责初审，尔后上报大司寇。

《周礼》记载，讶士掌理四方诸侯的诉讼，向诸侯国解释刑法条文及制定刑法的本意。凡四方诸侯国有疑难案件或问题需向士师请示的，都先见讶士，由讶士通报士师。四方诸侯如果发生君臣淫乱、上下相虐之类的案件，就前往审断。凡王国有大事聚集民众，就宣读誓命和禁令。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周礼》所规定的案件管辖制度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不同身份由不同官员审理。“国人”的案件（自由民）由“国人”固定的司法官员来审理，“野人”的案件（奴隶等其他地位低的人）由“野人”固定的司法官员审理，涉及诸侯的案件由固定的司法官员审理，直属周王管辖的大夫采邑内的案件由固定的司法官员审理。“礼所以别贵贱”于此可见一斑。这一点对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许多封建王朝的法律都明确规定，司法机构非有皇帝许可不能擅自拘捕审问贵族和官吏。如汉初即有先请制度，宗室贵族及六百石以上官吏有罪，均先行请示皇帝，才能逮捕审问。

第二，周王拥有最高的司法权。“国人”的地位较高，所以，如果周王有想要赦免的罪犯，周王就在大司寇主持外朝审断的日期亲自前往参与议罪；“野人”的地位低，如果周王有想要赦免的罪犯，不必亲自参与，但可以命三公大臣在大司寇主持外朝审断的日期前往参与议罪。所以，孔子在《论语·季氏》中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义的时候，那么礼仪音乐的制作和征讨的权力，都在天子的手中。天下无道，则堕落为诸侯掌控）。这一点对后世的影响不言而喻。

第三，保留了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时期）贵族议事会集体审理案件的风俗。《左传·昭公六年》：“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杨伯峻注：“刑辟即刑律。”“议事以制”就是遇到重要案件，由国王召集大臣集体讨论决定如何处理。《周礼》保留了一些原始社会军事民主制时期的风俗习惯，因此，规定了审理案件由大司寇主持审断，在外朝对重案、轻案作出判决。掌诉讼和掌刑法的官员们都在场，各自提出法律依据以参议判决。这一点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如明清时期的“三法司”会审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