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号
□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周礼》等先秦史籍记载了以周王室为中心，然后根据其远近程度承担不同义务的地方行政划分的畿服制度。《周礼·夏官》的“职方氏”和“大司马”提出了类似的“九服”或“九畿”说：王畿方圆千里，从王畿向外每五百里为一“服”，共有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周礼·秋官》的“大行人”还记载了“六服一番”：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岁壹见，其贡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二岁壹见，其贡嫔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男服，三岁壹见，其贡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采服，四岁壹见，其贡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卫服，五岁壹见，其贡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要服，六岁壹见，其贡货物；九州之外，谓之番国，世壹见，各以其所贵宝为挚。在这里，依照侯、甸、男、采、卫、要的顺序，既规定了每次的贡期分别为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和六年，也规定了贡物分别为祀物、嬉物、器物、服物、财物和货物；而在九州之外的番国一世只需入贡一次。这种制度依据地理上的远近安排中心与周边地区的亲疏关系，同时也规定了周边对中心的义务。《国语·周语》记载：“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顾颉刚先生对这段话的解释是：服者，服事天子也。甸，田也，甸服是周天子所赖以食者。侯，诸侯也，侯服是周王朝所封殖以自卫也。宾服是前氏王族之有周者，周人则以客礼待之，希望其能服从新政权，转而为周王之屏藩。蛮夷是指那些久居中原，其文化程度已高的方国，与周王室尚不密切，然犹服周人约束，故谓之“要服”。要者，约也。戎狄者，是未受中原文化之陶冶的方国，时时入寇，臣服无常，故谓之“荒服”，荒犹远也。《国语·周语》还说，“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又分别规定了他们的祭祀时间是“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这种自远而近贡献逐渐减少的制度，表明不同诸侯国与周王室关系远近的不同，也表明诸侯国自治权大小的不同。
虽然文献对畿服制度的描述非常刻板，不可能是先秦的政治现实，肯定包含了学者理想化的成分，但也绝非空穴来风，《尚书·酒诰》中，周王追述了商朝人的内外服制度：“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此即商王在王都附近直属领地内通过一套职官系统来管理，而在更远的外围地区则通过“侯甸男卫邦伯”来管领。《尚书·禹贡》包括了“九州”和“五服”两项内容：大禹划分天下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这九个州；同时也规定了从王都向四周每五百里为一“服”，即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
《周礼》等先秦史籍中记载的畿服制度，对后世影响较大。主要表现为：
第一，从《周礼》的畿服制度发展出拱卫皇朝宫殿的畿辅制度。畿辅，意思是国都附近的地区，泛指京城附近的地区。皇权所在地既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因而，围绕京城的特殊行政区域——畿辅，在文化上也展现出与其他地域不同的特殊面貌。畿辅以京城为中心，随着王朝的更替，其地理空间会呈现历时变化，但其所承担的诸如京官供给、京城防卫等政治、经济、军事功能却始终不变。
第二，《周礼》中畿服制度强调的是对政治经济文化水平不同的部落方国，赋予他们大小不同的自治权，受这一理念影响，从秦代开始，各少数民族或作为统一王朝的臣民，在不同的地方行政制度管辖内共同生活；或自建政权，组成相对并存的政治实体，彼此结邻错居。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治理，都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当时南方吴越、楚境内少数民族众多。秦设郡置县，统隶关系与中原的郡县并无二致。但在川西南、云贵泛称“西南夷”的地区，秦始皇并不设郡县，“颇置吏也”，仅派官员住在那里，监督少数民族首领治理地方事务。这是秦王朝境内郡县制以外的一个特殊区域。这种管理方式可以说是开历代封建王朝在民族地区实行自治的先河。
第三，中国古代畿服制度对新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都有一定影响。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而不是联邦制，但我国宪法强调要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港澳台地区的历史，因而赋予他们不同的自治权。
第四，我国改革开放后设置的经济特区制度，也受中国古代畿服制度的影响。经济特区的设立凸显了中国制度“灵活务实”的行动能力，它在经济上以减免关税等优惠措施为手段，通过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鼓励外商投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以达促进特区所在国经济技术发展的目的。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灵活的经济措施和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并坚持以外向型经济为发展目标的经济区域。
过去，学术界讨论古代“大一统”问题比较多，但未能注意“大一统”下面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对中华民族的融合、对地区间经济文化的平衡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编辑：武卓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