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天保民

在古代，由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能力有限，对于诸多无法解释的问题就归结为冥冥之中的一种神秘力量在支配，朴素的天命鬼神思想广泛盛行，“天命”观念由此而来，并享有至高的地位。这一观念反映在法律领域就是天判神罚。在夏王朝时期，天被认为是一种朴素的自然神，而商代统治者将这个自然神建构成为一个人化的神，并宣称自己的统治行为都是受命于天，是代表天来裁决人间是非的。在这个神权独尊、巫祝占卜至上的宗教社会里，大到征伐别国、祭祀先祖、修筑城墙，小到出行乘车、放牧耕田，甚至做梦，都要进行占卜，以定吉凶。

《尚书·商书·西伯勘黎》记载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可以从侧面印证当时对占卜的重视以及统治者对自己受命于天的“迷之自信”。

周武王八年时，周国军队在毕公高的率领下，一路高歌攻下黎国，商的统治岌岌可危。大臣祖伊火急火燎地去朝觐商纣王，对他大加指责：天子啊，这下上天恐怕要终结我们殷商的国运了。现在占卜都看不到一点点吉兆，这并不是先王不保佑我们这些后人，实在是大王您沉湎酒色荒淫无度，自绝于先王啊。现在老百姓们都希望我们国家灭亡，他们纷纷祈祷上天快点显灵来惩罚您！大王您现在打算怎么办？

按说在这种时候商纣王应当非常着急惶恐才对，但他却狂妄地安抚祖伊：“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意思是：我们是有天命的人，怎么会被打败呢？可见“天命”的观念有多么根深蒂固！

就在商纣王还在信誓旦旦相信“有命在天”，并想夺回黎国之时，长期与商人存在诸多矛盾的东夷人突然发起了大规模叛乱，在商朝的后院点了一把“大火”。商纣王不得不暂时放弃夺回黎国的想法，转而将兵力投向了山东半岛，前往平息东夷之乱。虽然最终商人取得了胜利，但东夷人极其强悍的战斗力使得商王室大军折损大半。一年多后，周武王正式发起第一次东征，彻底推翻了商纣王的统治，建立了周王朝。

当时周面临的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周原是西部边陲一个政治文化不甚发达的部族，想要取代历史悠久、文化繁荣的殷商，难度之大可想而知！面对殷人的叛乱和内部的分裂，周必须笼络一切可以笼络的力量。为了让人们相信周取代商的合理性，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提出了“敬天保民”的概念。

周公提出：王权虽然是神授的，但只授给有德之人，殷商灭亡的原因恰恰就在于“惟其不敬德”。言下之意就是殷商就算是天选的又怎样？不讲德行就会被上天抛弃，就该灭亡！那么怎样才算是“敬德”呢？周公在继承夏商天命观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修正完善，借助“天”的地位来阐明百姓的重要性，将百姓的意愿视为天的意愿来源。“敬天”是目的，“保民”是手段，只有通过“怀保小民”来“以德配天”，才能“祈天永命”。“敬天保民”思想在西周达到了统一并成为其基本治国理念，指导着包括法律领域在内的国家各项活动。这一指导思想一直影响着后世法制，使得我国古代出现了一些独具特色的法律制度，例如秋冬行刑制度等。

秋冬行刑制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适时行刑理论，以“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理论为核心，将四季变化、自然灾害与执行刑罚相联系。按照“阴阳五行”理论，秋季对应五行中的“金”，金本性冰冷，表示用于砍伐的工具，寓意破坏。在古人看来，春夏是万物生长的季节，秋冬是肃杀蛰藏的季节，秋冬断狱行刑不误农时，因此应当春夏行赏、秋冬行刑，如果违反天意，就会招致灾祸，受到上天惩罚。自汉朝正式将自然界的运行规律直接引入法律领域，并作为具体司法制度的依据后，“春夏省狱减刑，秋冬断狱行刑”一直延续到我国封建制度灭亡。

“保民”在法制领域的体现就更多了，如慎重执行死刑的“三复奏、五复奏”制度，对判决不服的“理雪”申诉制度，“翻异别勘”的案件复查制度等。其中最为我们熟知的可能就是“登闻鼓”的直诉制度了。

“登闻鼓”制度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期的“肺石”（一块赤色的石头），据《周礼》记载，当司法不公导致穷苦的百姓有冤情时，老百姓就可以站在肺石上讲述自己的冤情，会有专门的官吏处理此事。之后“路鼓”代替了“肺石”，有冤情的老百姓可以通过击打在官衙门口的“路鼓”为自己鸣冤，官员会进行受理。汉朝开始正式推行“周鼓上言变事”制度，确认了这种直诉制度的合法地位。西晋时期，“登闻鼓”一词正式出现，经过隋唐时期的稳定发展和使用，到宋朝得到发扬光大。

在宋代，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达官显贵，只要是大宋子民都有敲击登闻鼓表达诉求的权利，“朝政得失、公私利害、军期机密、陈乞恩赏、理雪冤滥，及奇方异术、改换文资、改正过名”，只要有诉求都可以敲鼓，由于门槛太低，甚至出现了皇帝帮着安排工作以及帮市民找猪的趣事。

据史书记载，有一天，宋太祖赵匡胤听说有人敲登闻鼓，以为出了什么大事，赶紧召见这个名叫牟晖的开封市民，仔细一问，原来是他家的猪跑了，来找皇帝诉苦。赵匡胤耐心地听牟晖诉完苦，非但没有生气，还赐给了他一千钱，算是补偿。事后，赵匡胤还非常开心地给宰相赵普下了一道手诏，与他分享这一趣事，并且非常欣慰地跟赵普说道：“现在连猪不见了都算是冤情，可见天下已经没有什么冤民啦。”

（文章节选自官蕊主编的《法治中国的文化根脉》，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