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皆决于法

经过春秋时期旷日持久的争霸，诸侯国数量从春秋初期的140多家直线下降到战国初期的20多家。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册命韩、魏、赵三家位列诸侯，至此战国七雄局面正式形成。为了掠夺土地和人口，七雄之间混战不止，而此时的秦国已经吃了两百多年的“老本”了。自秦穆公把秦国带进“春秋五霸”之后，秦国经历了15代国君，这15位国君碌碌无为了两个多世纪。在这两个多世纪里，秦国发生了内战、手足相残等现象，把本就不怎么强大的秦国整得民不聊生、岌岌可危。这时的秦国虽然还是“雄”，但与其他“六雄”相比，地小民贫，也很少参与中原大事，自然不受待见。面对随时都有可能被吞并的危险，历史的车轮来到了公元前361年，秦孝公闪亮登场。他借鉴李悝变法给魏国带来进步的经验，决心励精图治，变法图强，拯救秦国。历史关头，一个扭转局面的人物出现了，这个人就是商鞅，商鞅揣着李悝的《法经》奔赴秦国，和秦孝公大谈变法的重要性，向秦孝公提出“主张法家，反对礼治”的基本治国思想。因为变法成功，商鞅成了秦孝公身边的大红人，两人同心同德，推行变法，变法后的“大秦”也是日新月异，繁荣富强。《商君书·定分》记载了一段秦孝公与商鞅之间关于法治的经典对话。

商鞅开启变法大幕之初，秦孝公问道：“法令以当时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无私，奈何？”意思是：新的法令制定出来之后，如何才能让全国的官吏和老百姓都能做到知法、懂法、用法，法令上下一致而没有奸私呢？这一问被后世法学家称为“孝公之问”。面对秦孝公的困惑，商鞅的回答是：“事皆决于法。”商鞅的回答可以对应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事皆决于法”类似于我们现代法治理念提倡的“有法必依”，这一理念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被秦国贯彻得淋漓尽致。要知道，当时的秦国还是一个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国家，推行这样的新法必然会撼动奴隶主的利益。

据《史记》记载：“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面对新法，奴隶主们想抵制却又不敢当出头鸟，于是便怂恿太子犯法，想为难商鞅。商鞅变法的第二年，太子杀人，引起了民愤。这时，全秦国的人都在看商鞅，看他如何执行新法。如果“刑不上大夫”，那么新法将举步维艰，如果“太子与庶民同罪”，定遭太子记恨，将来太子继位，后果可想而知。

面对这样两难的局面，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为了施行新法，就必须严格执法。商鞅自然是想处罚太子，但是太子是储君，是秦国的接班人，对他进行处罚势必会引起轩然大波，怎么办？商鞅想了一个自认为两全其美的办法：处罚太子不行，处罚太子的老师总归是可以的吧！于是，商鞅下令处罚了太子的首席老师公子虔，并且把太子的另一个老师公孙贾处以黥刑。黥刑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犯罪记录刻在脸上将一生相伴。几年后，公子虔又犯法，商鞅直接下令，把他的鼻子割了。

被处以刑罚的太子老师们岂能不对商鞅怀恨在心？不仅是太子的老师，商鞅因为严格执法，几乎把秦国上上下下稍微有点势力的人都得罪个遍。被商鞅处罚过的权贵们皆视他如眼中钉、肉中刺，等秦孝公这棵护佑商鞅的大树不在后，商鞅被扣上“谋反”的帽子而被杀害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虽然商鞅被秦孝公的儿子秦惠文王给杀了，但秦国并未因此而衰落。已经习惯在律法中运行的秦国继续向着强大不断迈进，到了秦孝公的孙子秦昭襄王掌权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祭祀事件”，大概可以说明当时的秦国贯彻“事皆决于法”有多么彻底了。

秦昭襄王生病，卧床好几天也不见好转。老百姓听说后，认为大王是为国事操劳累倒的，于是给秦昭襄王祈福，祈求老天爷保佑国君早日康复。没过几天，秦昭襄王的病真的就好了。这下老百姓更高兴了，就宰了几头牛向老天爷还愿。这样大规模的民间“义举”被外出的郎中阎遏、公孙衍遇上。

二人兴冲冲地赶回宫中禀告秦昭襄王，称赞他的功德已超过先贤尧、舜，秦昭襄王一头雾水，就问二人此话从何说起。阎遏、公孙衍回答说：尧、舜之时，还没听说过百姓为其健康而祈祷。如今大王生病了，百姓为您向神灵祈祷；病好了，百姓又为您向神灵还愿。正是这件事让我们私下认为您的功德超过了尧、舜。万万没想到，秦昭襄王听后不仅没给个笑脸，还要罚该里的里正和伍老各出两副盔甲。原来按当时的法律，农忙时节禁止宰牛。表面上看，秦昭襄王的做法有些不通情理，但是，这让百姓知道：就算是为了君王的利益，犯了法也要被惩罚。君王带头秉公守法的举动树立了“法”的权威。

（文章节选自官蕊主编的《法治中国的文化根脉》，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