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殿试策问题看法制建设的关注点

□ 殷啸虎

清朝入关后，全盘沿袭了明朝的科举制度。作为科举考试最高一级和最终环节的殿试，也和明朝一样，不仅由皇帝“亲策于廷”，而且考试形式也是“时务策”，策问题目的内容也是朝廷所关心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乃至法制等方面的问题，具有很强的时政色彩。顺治六年（1649年）的殿试策问就明确要求：“尔多士经术济世，直陈无隐，务期要言可行，不用四六旧套，朕将亲览焉。”而状元对策的内容也是围绕这些问题直抒胸臆，阐述自己的见解。其中有关法制问题的对策不仅反映了状元们对这些问题的基本看法，而且这些状元后来大都在朝廷中身居高位，有的官拜督抚乃至宰辅之职，在他们的从政实践中，这些看法和主张也奠定了他们治国理政的思想理论基础。

状元们的对策是针对皇帝的策问提出的，而策问又是朝廷所关心和关注的治国理政的现实问题。因此，殿试策问题有关法制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法制建设的关注点，也是状元们对策的现实基础。

关注法制建设各方面的问题，可以说是清代殿试策问的一个鲜明特点。清朝入关后于顺治三年（1646年）举行的第一场殿试的策问题中就指出：“在外各官贪酷不公者甚众。临民听讼，惟贿是图，善恶不分，曲直颠倒……必如何而后能使官方清肃，风俗还淳，以致太平欤？”顺治十二年（1655年）策问也坦承：“纪纲犹有未振，法度犹有未张。”顺治十五年（1658年）策问更是直言：“明慎用刑之念虽切，而自干法网者犹多，岂人心之尽不古若与，抑奉行者未得其实也？”因此，如何发挥法制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依法维护社会秩序，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也就成为殿试策问最为关心和关注的问题之一。

清代殿试涉及法制方面的问题非常广泛，特别是从康熙年间起，在殿试策问中会专门有一个法制方面的问题，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策问的法制问题是：“至于刑狱者，万民之命，所以禁暴止奸，安全良善者也。若乃饰辞周内，轻重失平，又或恣意滥刑，无辜罹罪，朕甚痛之。每当法司奏谳，必详酌再三求其可生之理。兹欲听狱之吏，体朝廷好生之心，悉归平允，以渐臻于刑措，何道而可？”问题可以说是非常具体。这些法制策问题归纳起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明刑弼教。明刑弼教可以说是法制建设的目的之一，也是殿试策问中多次阐述的问题。顺治十六年（1659年）殿试策问就指出“教化为朝廷首务，刑法乃民命攸关”，刑法是推进教化的重要手段，而教化则是实施刑法的目的，两者关系可谓是相辅相成。在策问关于法制的提问里，多次提到“明刑所以弼教”。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殿试策问：“《书》称：刑期无刑，辟以止辟……将使惟明惟允，无纵无枉，以协于弼教之意，果操何道欤？”道光六年（1826年）殿试策问在谈到这一问题时也指出：“先王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刑罚明而后教化行，狱讼平而后民心服。”

明刑弼教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用刑要适中，防止滥刑。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殿试策问就指出：“至于刑以弼教，古圣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朕于大小之狱，必平必慎，每念民命至重，务委曲以求其生。”但那些“听狱之吏，至有恣用酷刑，滥伤民命者，何其惨而不德也”。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殿试策问也指出：“明刑所以弼教……议谳者，必审宽严之当，持情法之平。”而用刑适中的具体表现，就是断狱“无枉无纵”。在清代殿试有关法制的策问中，也多次提到这个问题。嘉庆十三年（1808年）殿试策问就问道：“将欲矜慎庶狱，无枉无纵，果何道之从欤？”嘉庆十六年（1811年）殿试策问也提到“以期无枉无纵”，道光六年殿试策问也要求“明慎用刑，期于无枉无纵”。

第二，关于反腐倡廉。反腐倡廉也是清代殿试策问中关注度最高的法制问题之一。在殿试策问中，多次援引《礼记》中的“大臣法，小臣廉”，要求无论是官阶高的大臣还是官阶低的小臣，都应遵纪守法，保证清正廉洁的作风。同时也表明，在廉洁奉公方面，大臣更应起到表率作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殿试策问就针对“大臣法，小臣廉”指出：“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吏不廉，则民生不安，大臣不法则小臣不廉。”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殿试策问也指出：“《周官》六计弊吏，皆冠以廉，则廉固居官所首重矣！”

倡廉必要反腐，如何反腐才能有效？这也是清代殿试策问中多次提到的问题。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殿试策问说：“顾侵渔之弊未尽除，黩墨之风未尽息，何以杜其源，遏其流？”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殿试策问也提出：“察吏非不严，而贪墨未息……今欲大法小廉，肃清纲纪，将何道之从？”

第三，关于法制建设的历史经验。清代殿试策问关于法制建设的问题，不少是从法制历史发展的视角提出的。既有对法制历史知识的询问，如乾隆六十年（1795年）殿试策问：“禹刑汤刑，其书缺轶肉刑除于何时？非刑酷于何代？刑之属何以共系三千？”也有对法制发展脉络的梳理，如道光十六年（1836年）殿试策问有：“唐之律、令、格、式，宋之《刑统》，元之《至元新格》《大元通制》，明之《大明律令》，其轻其重，其沿其革，能详陈欤？”还有是对法制经验的总结与借鉴，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殿试策问在叙述了律学发展过程后提问：“方今东西各国，法学皆设专科，能旁采译书，以备参考欤？”

当然，这是从大的方面而言，其他法制建设方面的具体问题还有很多，清代的状元策正是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解答和阐述。因此，这些策问题和状元的对策一样，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清代法制建设的关注点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