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号
□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礼记》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个理念，莫过于其《礼运》篇借孔子之口所描绘的“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近代以来的许多仁人志士曾经激烈批判过封建纲常名教，但笔者迄今不曾看到抨击“大同”理念的文字。相反，正面引用者、欣赏赞成者不胜枚举。
1919年，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大声呼吁青年到农村去。“把自己的生活弄简单些，劳心也好，劳力也好，种菜也好，耕田也好，当小学教师也好，一日把八小时作些与人有益、与己有益的工活，那其余的工夫，都去作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他以改造农村立论，但明显地透露出古代“大同”境界留下的历史回声。这种境界使那个时候的国人面对社会主义思潮因似曾相识而心向往之。邵力子在批评张东荪的一篇文章里说，“‘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几句话确可以代表社会主义底神髓”（转引自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载于《新青年》第8卷第4号）。社会主义主张者从古代“大同”理想中找到了慰藉。孙中山平生最喜欢题写的内容可能莫过于“天下为公”。据统计，在孙中山的题词中，仅目前所辑得的有受主姓氏的“天下为公”，就有32件。1924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提出：“真正的三民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但实际上除了吸收儒家思想的精华之外，他的“天下为公”还融入了中国古代农民起义者的平等思想，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以及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理想。“天下为公”的“公”字，按照东汉经学家郑玄的解释，即是“共”的意思。“天下为公”，也即天下是全天下人共有的天下。孙中山“天下为公”蕴含的内容更深邃、宽广。他说：“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国家为“人民所共有”，政治为“人民所共管”，所得的国家利益为“人民所共享”。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到了古语“天下为公”。
《礼运》篇描绘的“大同”理念是什么性质？笔者认为，是对原始社会氏族集体主义生产和生活的一种追忆。氏族社会的特点是：经济上财产实行整个氏族集体所有，个人没有私有财产；政治上氏族首领由氏族成员组成的民众会议选举产生，氏族成员大会是最高决策机关；社会习俗上氏族成员互相帮助，产品平均分配。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这样描绘氏族的生产和生活：“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血族复仇仅仅当作一种极端的、很少应用的手段；我们今日的死刑，只是这种复仇的文明形式，而带有文明的一切好处与弊害。虽然当时的公共事务比今日更多——家庭经济都是由若干个家庭按照共产制共同经营的，土地乃是全部落的财产，仅有小小的园圃归家庭经济暂时使用——可是，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不会有贫穷困苦的人，因为共产制的家庭经济和氏族都知道它们对于老年人、病人和战争残疾者所负的义务。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
有些教材和学者称这种氏族社会为“原始共产主义”。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认为这种社会的特点随着社会的发展，一定会在更高级形式上得到复活，恩格斯则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的末尾，引用了摩尔根的这一观点作为全书的结束语：“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
总之，《礼记·礼运》篇中刻画的“大同”社会，来源于对原始社会氏族集体所有制、人与人地位平等、产品平均分配的追忆，孙中山从中找到了实行三民主义的历史依据，中国共产党人从中找到了先民对共产主义的一种朦胧憧憬，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则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集体意识！
编辑：武卓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