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号
□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周礼》对后世刑法影响甚巨。举其荦荦大者，约有以下数端：
1.“八议”制度
“八议”制度，是八类权贵人物犯罪以后，“大罪必议，小罪必赦”，享受特殊优待，司法机关不得擅自处理的制度。“八议”制度的直接渊源是《周礼》中的“以八辟丽邦法，附刑罚”：一曰议亲之辟，二曰议故之辟，三曰议贤之辟，四曰议能之辟，五曰议功之辟，六曰议贵之辟，七曰议勤之辟，八曰议宾之辟。《唐六典》卷六称“是八议入律，始于魏也”，即自曹魏《新律》开始，正式载于律文，一直沿用到明清。
“议亲”之“亲”，指皇室一定范围的亲属；“议故”之“故”，指皇帝的某些故旧；“议贤”之“贤”，指朝廷认为“有大德行”的贤人君子；“议能”之“能”，指“有大才业”，能整军旅、莅政事，为帝王之辅佐、人伦之师范者；“议功”之“功”，指“有大功勋”者；“议贵”之“贵”，指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议勤”之“勤”，指“有大勤劳”者；“议宾”之“宾”，指“承先代之后为国宾者”(《唐律疏议·名例》)。这八种人犯了死罪，官府不能直接定罪判刑，而要将他的犯罪情况和特殊身份报到朝廷，由负责官员集体审议，提出意见，报请皇帝裁决。这8种人犯“流”以下的罪，都要减一等论罪。唯一例外是，如果他们犯“十恶”罪，则不适用上述规定。
“八议”自曹魏《新律》始正式载于律文。从“八议”的实际适用来看，其中最重要的是“亲贵”。所谓“亲贵犯罪，大者必议，小者必赦”。例如，东晋成帝时庐陵(今江西省吉水县)太守羊聃，“刚克粗暴，恃国戚，纵恣尤甚，睚眦之嫌，辄加刑杀。疑郡人简良等为贼，杀二百余人，诛及婴孩，所髡锁复百余”(《晋书》卷四九《羊聃传》)。“有司奏聃罪当死”，但是他的祖姑是皇后，应“八议”。结果是免死罪。刘宋雍州刺史张邵，掠夺人民，贪赃白银达二百四十万两，依法当死，但谢述却上表说：“邵，先朝旧勋，宜蒙优贷(《宋书·谢述传》)。”
“八议”制度暴露了封建法制是等级法、特权法的本质，是以皇权为中心构筑法律适用原则的集中表现。
2.宫廷警卫制度
古代奉行“君为臣纲”，皇权至上，因此，皇帝的人身安全及皇帝的居所安全就成了法律保护的重点。《周礼·冢宰》中专设宫正一职，掌管王宫中的戒令、纠察违反禁令的人。白天按时检查宫中大小官府人员的多少，记载在木板上以待考核。黄昏时敲击木梆检查值班人员。王国有非常事故就命令宿卫王宫，对这些宿卫者也像平常一样进行检查。辨别宫外、宫内的人而禁止他们不在规定的时间出入。考察宫中官吏的功业，纠察他们的德行，检查他们的出入，合理发给他们食粮。摒弃那些放纵、懈怠的官吏以及官吏家属中那些诡异、邪恶的人。按照什伍编制把宫中官吏的子弟组合起来，教他们礼乐射御书数。月底合计宫中官吏的报酬，年终总结宫中官吏的任职情况。凡王国有大事，就命令王宫中大小官府的人员，不要擅离职守、听从命令。春秋时节，摇动木铎告诫宫中严格遵守有关用火的禁令。
《周礼》的上述规定，被晋朝采纳入律。《唐律疏议》说，卫禁律者，秦汉及魏未有此篇。晋太宰贾充等，酌汉魏之律，随事增损，创制此篇，名为卫宫律。自宋洎于后周，此名并无所改。至于北齐，将关禁附之，更名禁卫律。隋开皇改为《卫禁律》。卫者，言警卫之法；禁者，以关禁为名。该篇旨在保卫皇宫安全，敬上防非，于事尤重，故次于《名例律》之下，居诸篇之首。《唐律·卫禁律》为后世法典所沿用。
3.“五听”审理案件方法
《周礼·司寇》中的小司寇的职责之一，是“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这“五听”是：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意思是，要依据五个方面来听断诉讼，求得诉讼人的实情：一是依据言辞听断，二是依据神色听断，三是依据气息听断，四是依据听觉听断，五是依据眼神听断。“五听”制度早在周朝以前即有萌芽。《尚书·吕刑》记载，“听狱之两辞”“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意思是说当时的司法官“断狱息讼”时，在要求原告和被告双方当事人都到齐后，应当认真听取诉讼双方的陈述，通过察看“五辞”的方法，审查判断其陈述是否确实，并据以对案件事实作出判断，进行定罪量刑。
“五听”制度作为古代听讼的基本方式，其核心任务在于通过“五听”获取并辨别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的供述，从而为查明案情提供依据。秦汉以后的法律大体承继了《周礼》“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的规定。学界一般认为，“五听”制度以人的感性认识为基础，进而上升为理性认识，运用事理、情理和逻辑推理对案件进行判断。其含有一定合乎审讯学、心理学和逻辑学等的正确成分，但其过于强调司法官利用察言观色对证据作出判断，具有较大的任意性和盲目性，很容易导致主观臆断、造成冤假错案。
4.建立民事诉讼制度
《周礼·地官·大司徒》载郑玄对“凡万民之不服教而有狱讼者”中的“狱讼”一词注释说：“争罪曰狱，争财曰讼。”这表明有关犯罪方面的刑事诉讼曰狱，有关财产纠纷的民事诉讼曰讼。《周礼·司寇》中士师的职责之一，是“凡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约剂”，即凡因财物诉讼的，依据契约、合同来裁决。这与“以五刑纠万民”的刑事诉讼方式是不同的。《周礼》对刑事和民事诉讼的区分，对后世影响较大。《唐律疏议》对民事诉讼的起诉期间，管辖与受理，终审权与越诉以及司法机关应受理而不受理的法律责任等，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周礼》不是一部法典，但对后世法典却影响甚大，表明古代学者的学说也是法律的来源之一。
编辑：武卓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