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乔伟精神世代相传

□ 徐显明

山东大学法学的历史可以用不同的时间节点来表达。1901年创办山东大学堂时，就有法制的课程，如果以一门课程的开设作为法学教育的开始，那么到2021年，山东大学法学的历史就有120年；如果从作为一个专业开始的话，马建红老师主编的《我们这四十年——山东大学法学院院史》已经说清楚了，是从1906年开始，这样算来，到2021年有115年的历史；如果以法科的创办作为自己的历史开端，则是始于1926年，至今也有近100年的历史。但是山东大学法学学科没有这样算，这是经过认真研究以后的结果。大家认为还是从新时代开办法学学科作为自己历史的开始，这样就从40年前，即1980年开始。1980年，山东大学在科学社会主义系招收了第一届法学专科生，1981年招收了第一届法学本科生，所以从专科设专业开始，到2020年是40年。

之所以这样确定，我想这和山东大学一贯的品德有关系。山东大学在追溯自己的历史时，追溯到了美国传教士狄考文。狄考文是中国近代以科学为主要内容而开办高等教育功勋最卓著的人。他于1864年在登州开办蒙养学堂，1876年改为登州文会馆，1881年开设大学预科，可以说，登州文会馆就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源，没有登州文会馆，就没有后来的北洋大学堂，也没有后来的京师大学堂，当然也不会有山东大学堂。因为京师大学堂也好，北洋大学堂也好，他们开办的时候，师资大多来自山东，那就是登州文会馆给他们培养的。所以，北洋大学的血液里，北大的血液里，都流淌着山东的记忆。可是山东大学没有把1876年作为自己历史的开始，我想一所大学还是应以丰富自己的内涵为追求，而不要以自己的年龄作为向世界、向兄弟院校夸耀的资本。一所大学历史再久，如果办得不好，也会为世人所耻笑；一所大学时间再短，如果办得好，也会为世人所模仿。因此，山东大学法学院还是选择了1980年作为自己法科开始的历史。

这四十年，我们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强到形成自己的特色，四十年筚路蓝缕，确实不易。我们法学院的元老——像年龄比我长、来的时间比我早的冯殿美老师，他是北京大学法律系1977级的学生，毕业以后就来到山东大学，他入职的时候入的是科社系，来之后就开始建设法学专业。乔伟老师是1983年4月正式调入山东大学的，开始时是担任山东大学法律系筹办小组的负责人，到1983年11月学校正式宣布建立法律系。1984年，我当时尽管还是吉林大学的学生，但是已经在山东大学开始上课。我曾经在威海用一个星期的时间上过六门课，所以我到校的历史比1985年正式到学校报到还要早一点。

山大法学院是有灵魂的。提到山大法学院，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到乔伟老师。一个国家有灵魂，一个大学有灵魂，一个学院也有灵魂。乔伟老师就是山大法学院、山东大学法学学科这四十年来的灵魂。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乔伟老师身上就有一种崇高的精神，我一直在思考，可不可以把山大法学院的灵魂称作“乔伟精神”？

台湾的台大有一种精神、有一种灵魂。走在台大里边，有一个人无处不在，那个人就是傅斯年。傅斯年是新台大的创办者，在收复台湾以后，傅斯年成为台大的第一任校长。尽管傅斯年在这所大学的时间不长，仅几年就离开了台大，可是台大一直把傅斯年精神作为自己学校的灵魂。

乔伟老师英年早逝，他走的时候只有65岁。1997年9月12日，这一天是我永远记住的一个日子。就在这一天，乔伟老师走了，但在学生以及接触过乔伟老师的人的心目中，乔伟老师永远年轻、永远活着，乔伟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

什么是乔伟精神？

乔伟精神，从乔伟老师的做人可以看出来，他刚正不阿、超凡脱俗。凡是和乔伟老师打过交道的人，都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他机智、幽默、诙谐，最重要的是，他追求生活的高雅，超凡脱俗在乔伟老师身上无处不在。他和我们交谈的时候从不讲李家张家，从不讲饭菜酒肉，谈的都是思想，谈的都是学术。乔伟老师一生坎坷，他14岁参加革命，入伍的时候身不及枪高，骑在马上经常摔下来，摔下来的原因是他在看书。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省政府主席的秘书，再后来成为省报的主编，17岁的年龄就有一个十八级的级别。再后来考入吉林大学，从1951年到1955年这四年，在吉大读书。毕业之后，他有幸成为匡亚明校长的秘书。但是当周总理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以后，他跟校长商量，还是要回到教书的岗位上。从这之后，厄运开始了，有人罗织罪名，他被打成了右派；他不服，又被打成了极右派；后被发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改造的时候，农民评价他的劳动态度最好，因为每天第一个到劳动现场的是他、最卖力的也是他，可是认错态度最差，从不认错。乔伟老师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是一个愈挫愈勇的人，他只向真理低头，从不向权贵、压力、金钱、世俗低头，他将刚直坚持到了最后。我想在做人上，这就是乔伟精神。

在学问上，乔伟老师有一个特点——手不释卷，他手里总是拿着一本书。所以，手不释卷、坐而动笔、追求真理，就是他的学术人生。这个品德是从他参加革命的时候养成的，一直到他意志模糊躺在病床的时候还在坚持。乔伟老师家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他有自己的书柜，他曾经告诉我，“这个书柜里边所有的书我都是读过的”，这一点，我们有书柜的人不一定都能做到。他是博古通今的法学家，他这一生对学术所作的贡献，在当时的那一代的法学家中很少有人能够达到。乔伟老师在吉林大学最早是从事部门法教学的，并不从事法史研究。但在他被打成右派后，反而使他获得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他被开除了教师岗位、不允许再执教鞭，他被赶到图书馆里，成了图书馆里“牛鬼蛇神组”的组长。他有两个组员，一个叫于省吾，一个叫金景芳。这两个人一个是一级教授、考古学家；一个是二级教授、著名的先秦史家。乔伟老师就拜这两位老师为师，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对法律史的研究。到现在为止，吉林大学图书馆里留下的图书编目、地方史志的编目还都是出自乔伟老师之手。十年面壁，他锐意博古，而他研究古代史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今天，从历史中走出来。乔伟在史学、哲学以及法史上的贡献是世所公认的，所以大家把他当作是大学问家，是一个大家。在学问上，乔伟老师的人生就是一个学术人生，这应该是乔伟精神的第二个领域。

乔伟精神的第三个领域，是他热爱学生，热爱讲台、奖掖后学。在吉林大学的时候，乔伟老师教过宪法、劳动法、民法这三门课程，所以他能够成为著名的律师。到了山东大学以后，他也讲过这些部门法，但讲得更多的是法史。乔伟老师对学生的爱，超过了对子女的爱，他是一个在法学教育领域作出独特贡献的法学教育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最早讨论“法学到底以什么为研究对象”的是法史学科。当初的法学基础理论，讲国家与法权的历史，或者叫国家与法的历史、国家与法的理论。乔伟老师是第一个提出来要把国家学说和法律学说分开的人，这个观点一提出，立刻得到了整个法学界的响应。过去法学受苏联的影响，始终和国家学说联系在一起，而从那之后，我们的法学才有了自己独立的学科历史。乔伟老师在学科上的这个贡献，在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也不能忘记。乔伟老师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先生，是一个教育家，尤其是法学教育家，这也是乔伟精神之一。

乔伟先生虽研究历史，却又能走出历史，关注现实，知行合一，为推进中国法治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50年代初，在违法和犯罪问题还搅在一起的时候，乔伟老师就在《政法研究》创刊号上发表文章，主张把违法与犯罪分开。直到现在，这一理论还在影响着我们整个法治。在中国，把违法和犯罪分开的理论来源就是乔伟老师的这篇文章。乔伟老师关注部门法，对宪法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在1979年1月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他创作的《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这篇文章时，邓小平看到后，批阅给彭真同志，主张按照这个原则重新修订宪法。乔伟老师对推动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也作出过贡献。他在《中国法制报》上发表了一组文章，是在他恢复教师身份以后编辑的《律师研究资料》一至五集，当时从事审判的人员以及刚刚恢复的检察人员，都要以《律师研究资料》作为自己的参考书，所以乔伟老师在司法理论、法律实务上也有重要贡献。乔伟老师在20世纪50年代就是著名的律师，到了山东以后，成为山东省法学会、山东省经济法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在1990年，乔伟老师与山东省主要领导商量，提出在山东省推行依法行政的主张。“依法行政”这个词是乔伟老师最早概括出来的，山东省人民政府就在全国作为典型，介绍山东依法行政的经验。后来在乔伟老师推动下，山东省人民政府在全国最早设立省政府的法律顾问，他也成为山东省人民政府的第一任法律顾问。今天我们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公职律师，这些思想的肇源都来自乔伟老师。研究历史，又能走出历史，关注现实，知行合一，也应该是乔伟精神之一。

乔伟老师的一生是追求完美的一生、是高尚的一生。他的一生是学术的一生，是教书育人的一生，也是推动中国法治进步的一生。这些都应该称为乔伟精神，山大法学院这四十年就是在这种精神的引领之下一点一点进步的。乔伟老师离开了我们，但是他把精神留下了。我们今天在校的老师是不是应该继承乔伟精神，我们今天的在校学生是不是应该弘扬乔伟精神，我们已经离校的各位校友是不是应该发扬乔伟精神？我想，我们无论在什么岗位上发扬乔伟精神，都能够创造出一番事业来。我希望乔伟精神能在山大法学院传承下去，用乔伟精神来指导办院，必将使法学院走向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