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虚假诉讼多元共治和标本兼治

□ 彭新林 陈逸飞 李若辰

日前，由北京企业法律风险防控研究会、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刑事法判解研究》期刊主办的“虚假诉讼治理与争议实质性化解”高峰研讨会在京举行，与会代表围绕虚假诉讼的本质及危害、虚假诉讼的司法治理、虚假诉讼的立法完善、实质性化解争议和大调解模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深入整治虚假诉讼是形势所迫和发展所需

虚假诉讼具有作案手法日趋隐蔽复杂、案件高发多发、案发领域集中于涉财型纠纷、案件线索发现难、案件查办难度大等特点，坚决防范和打击虚假诉讼，既是维护正常诉讼秩序和公民合法权益的现实需要，也是实质性化解涉虚假诉讼争议的内在要求，更是维护法律权威和尊严、弘扬诚实守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应有之义。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反贪总局正局级检察员李忠诚指出，虚假诉讼在司法诉讼领域有蔓延的趋势，其对司法公信力破坏力巨大，让本应该依法获得的利益却因为相关人员虚假诉讼而化为乌有，极易引起矛盾激化，并且造成诚信的丧失甚至崩塌，其负面影响和腐蚀破坏作用不容低估，应坚决整治虚假诉讼，斩断利用诉讼套利的黑手。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张皓亮指出，虚假诉讼不但侵害群众的合法权益，而且破坏社会公平正义，更损害司法机关的权威和法律的尊严。近年来，司法机关及社会各界在协同整治虚假诉讼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有效维护了群众利益，践行了人民至上的理念。北京法博士法商论坛秘书长李剑指出，虚假诉讼具有直接危害和间接危害双重危害特性，既严重侵害个人、企业的合法权益，也浪费司法资源、损害司法公正，破坏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多措并举推进虚假诉讼的司法治理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整治虚假诉讼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的重大任务，也是司法机关肩负的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五庭原庭长张明指出，推进虚假诉讼的司法治理，对于保护群众权益、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司法权威，建设诚信社会和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扎牢织密相关法律制度的笼子，提高司法惩治力度，完善联席会议等行之有效的制度机制，强化虚假诉讼案例指导和信息共享，不断压缩虚假诉讼存在的空间，铲除虚假诉讼滋生的土壤，大力弘扬诚实守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李忠诚指出，虚假诉讼的司法治理，要着力于责任的明确与归属，即明确法官、律师、当事人各方主体在虚假诉讼中的法律责任。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要重视情理判断、矛盾分析、利益权衡，采取针对性的审查方法，及时发现虚假诉讼的端倪。

与会多位律师代表认为，虚假诉讼是典型的刑民交叉案件，存在发现难、查证难、移送难、立案难、协调难、监督难、追责难等难点，对其打击需要立足国家治理的角度，需要公检法等多部门协调形成合力，继续完善沟通协调机制和统一入罪认定标准，灵活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等实现“数据打假”。

健全完善惩治虚假诉讼的法律制度规定

2015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虚假诉讼罪，为遏制虚假诉讼、惩治诉讼欺诈提供了重要法律武器，有效回应了社会上要求惩治虚假诉讼等失信、背信行为的需求和期待，但无论是在立法的明确性还是虚假诉讼犯罪刑事责任的完备上，仍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周振杰指出，在因虚假诉讼引发侵吞他人合法财产、恶意逃避合法债务、造成企业破产、被害人自杀等严重后果时，如果固守从一重罪处罚的规定可能难以实现刑罚的威慑效果，建议立法上对此种情况增加数罪并罚的规定。同时，还应考虑在虚假诉讼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进一步增强打击虚假诉讼的震慑力。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教授范明志指出，虚假诉讼行为本质上是对国家司法制度和权威的侵害，是对法庭的藐视，不同于一般的妨害民事诉讼秩序行为。域外国家立法中规定的藐视法庭罪，对于我国虚假诉讼行为的刑法规制具有启示意义。在建立虚假诉讼行为新型刑事规制模式尚需时日的情况下，可以探索相关的过渡性措施，包括明确程序性裁判结果、加强与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区分、加大对职业法律人参与行为的制裁力度等。

推动争议实质性化解与大调解模式

虚假诉讼存在发现难、查办难等诸多实践难题，在依法严厉打击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源头防范和溯源治理，推动涉虚假诉讼争议实质性化解，强化多元共治和标本兼治，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指出，要着眼于实质性化解争议推进虚假诉讼的治理，健全公检法机关之间的联动协调机制，发挥社会组织、基层自治性组织等在虚假诉讼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形成司法机关与社会组织、基层自治性组织等合作共治的大格局，建立中国式虚假诉讼治理和争议实质性化解机制。特别是检察机关在虚假诉讼治理和实质性化解争议方面地位特殊、作用重要、大有可为，可以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努力形成“检察+”大调解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