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号
余定宇
澳门，是中国南海岸上一个最具有欧洲风韵的小城。但对于我来说，澳门的魅力，其实并不在于她那迷人的异国情调，而是在于一个人，和一本书。这个人，就是那位在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澳门之子”——郑观应；而那本书，则是那部早在一百多年前便曾经猛烈地震撼过中国人灵魂的——《盛世危言》。
一路行，一路寻，在寻找“郑家大屋”的路上，我不禁悠然想起了郑观应的生平——
细说起来，这位郑先生其实并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澳门人。1842年7月，正当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即将签订的前夕，他出生在珠江口外、距澳门仅一箭之遥的广东省香山县（即今日的中山市）。他出生时，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烽烟还未完全散尽，而当他17岁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炮声，便又再珠江河的河面上隆隆地响起。当时，康有为才刚刚出生，孙中山还要过七年才呱呱坠地，但国势艰危，读书无望，于是，少年的郑观应就弃学从商，跟随着众多的“香山买办”，到当时刚开埠不久的上海滩来谋生。这一去，就是整整27年。
在上海滩这个畸形繁荣的十里洋场上，郑观应从昔日的一名“乡下仔”，变成了一个知识和头脑都十分开阔的人。在数十年与西方人打交道、数十年的商战实践中，他不仅渐渐地学到了当时许多从西方流入的科技知识和企业经营的先进理念，而且，还广泛地接触了当时西方许多流行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思想学说。春风得意之时，他曾经出任过英资太古轮船公司的总理，担任过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总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和上海电报局总董等重要职位，39岁时，在澳门的西望洋山上，为父亲——这位乡村老塾师建起了一幢“前迎镜海，后枕莲峰”的豪宅。但44岁时，却风云突变。当他千金散尽、囊空如洗之际，便黯然抱病返回到这座依山面海的“郑家大屋”里，终日伫立在西望洋山的山巅上，俯瞰大海，并苦苦思考着“中国为何贫弱”，而“西方又因何而富强”等东西方社会发展史上那些最深层的问题。
郑观应在穷困潦倒、隐居澳门的6年时光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徒四壁的祖屋里闭门读书，酝酿并写成了一部长达30万言的皇皇巨著——《盛世危言》。1894年3月，亦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半年前，此书刚一刊行，便马上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强烈要求“变革”“立宪”“政治改革”的思想风暴。其著作出版的年代，比康有为、梁启超所发起的那场“戊戌变法”运动足足早了4年。80岁那年，郑观应病逝于上海。而他最早提出来的那些关于“宪政”“法治”的光辉思想，他那个“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的伟大灵魂，则随着他那部不朽的著作，永远留在了澳门。
说起来，《盛世危言》，是一部晚清时期最震撼朝野的“变法”巨著，也曾经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一部翻印多、版本多，同时大受欢迎的政论畅销书。它思想深刻，但言辞却相当浅白，因此，在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界人士——上至满朝文武大臣，下至士、农、工、商甚至市井小民、贩夫走卒之中，都风靡一时。
翻开这部书的目录，只见第一篇的篇名，只有简简单单的两个字——“道器”。
什么是“道”？什么是“器”？用现代的语言来解释，这两个字是指“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两个不同的概念。由于一贯以来，在旧中国，主张“学习西方”“学习外国”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都会被人骂为“洋奴”“卖国贼”，因此，主张“全面效法西方”来进行改革的郑观应，便不得不在全书的一开首，就开宗明义地将自己对东西方文化所持的立场态度，来一个总的说明。
简而言之，这篇文章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一，中国从来就不是“世界文明的中心”。第二，万国的文化，都各有其优缺长短：中国文化之长在“道”，而西方文化之长在“器”，两者结合，可以开创出一种完美的新文化。第三，追溯起来，中国文化，虽只是万国文化中的一种，但西方先进文化的种种根源，其实还是源出于中国。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的巨大影响自不必说，而英、法、德、美等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其种种“选贤任能”“司法公正”乃至“以民为本”“天下为公”等学说、思想，亦无一不深具中国远古以来唐尧、夏禹和周公三代教化之遗风。因此，“效法西方”，其实只不过是从西方，把中国曾一度丢失了的优秀文化传统找回来。
正是从这部震撼朝野的《盛世危言》里，许多中国人，才第一次听到了“宪法”“议会”这些全新的法学概念，才第一次从西方法律文化这种异质文明的养分之中，获得了“权利法治”“民主宪政”理念的第一次启蒙。
（文章节选自余定宇《寻找法律的印迹（2）：从独角神兽到“六法全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编辑：武卓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