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号
音乐无疑又是最私人化的东西。因为无论对音乐表演者，还是对音乐欣赏者而言，音乐都只是与人的“流动的”感性感受相联系着，是“同时对想象和感官说话的”、作用于人类感受和感情的“激情的语言”。它抽离和取消了“空间的绵延”，而仅具有时间——流动的性格与结构。在这里，音乐使“声音好像要把观念内容从物质囚禁中解放出来了”，使心境及其全部情感和情欲在它的声音里得到表现（黑格尔语）。正如德国音乐理论家克劳则所言，音乐可以描写人的性格的崇高、庄严、华贵、英勇、虔诚、德行和欢乐，也可以刻画热恋者的叹息、不幸者的苦痛、盛怒者的威胁、悲伤者的哀痛和悲惨者的请求等。
我国荀子亦谓：“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齐衰之服，哭泣之声，使人之心悲；带甲婴胄，歌于行伍，使人之心伤；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绅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庄。”（《荀子·乐论》）
显然，音乐就是人的生命和生命意志及其自由的再现。音乐能够激活人的生命意志、欲望和无限性、永恒的自由理念，诱发出被音乐之内外秩序重重遮蔽和抑制了的个人的原始本能，扩展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这样，在音乐的时间流动中，就可能会存在着社会规制与个性展现、理性的制约与感性的反叛、“神圣的”道德教化与世俗的生活享乐、社会关系秩序与个人之心灵秩序、生活模式的整齐划一与生活态度之多样性变化等之间复杂的矛盾，我们不妨把这一现象称为“音乐的秩序悖论”。
音乐的秩序悖论，从一个侧面也折射出国家法律制度（秩序）所面临的潜在的矛盾和冲突：
一方面，国家的法律制度和秩序，像音乐秩序一样，必然要求人们在其世俗的社会生活中遵守一定的规则，甚至要求人们按照官定的音乐的节律、运动形式、音乐的审美范式来作出一定的行为或不作出一定的行为。音乐的秩序和经年累月积淀的“规律”“传统”和“风格”，在人们的心灵中产生的秩序感和无反思的惰性意识，也将成为人们服从法律的心理基础。
另一方面，现实的国家法律制度和秩序，不是、也不可能是对音乐秩序的简单模仿而形成的结果。因为，按照波伊提乌的理论，且不说音乐有“宇宙的音乐”与人类的“应用音乐”之别，而且即使是人类的“应用音乐”，也还有“雅声”的官乐与“俗声”的民乐之分。官乐固然可以成为国家官方法律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民乐却可能成为民间规则（“民间法”）的要素，有时不能融入官方的法律制度体系之中，甚至与后者形成对抗。
（文章摘自舒国滢《在法律的边缘》，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编辑：武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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