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号
热烈的激情同样影响和感染着我们这一届研究生和随后而来的两届学生(八四级和八五级的研究生)。1985年，法理学研究生熊继宁等四人在《政法论坛》发表《新的探索——系统法学派的崛起》一文，随后又发起组织召开全国首次法制系统科学研讨会，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法学耄耋张友渔以及时任司法部部长、中国法学会会长莅会。一时间，“系统法学”“法学的定量分析”“数量法学”“法的实证研究”等成为颇为风行的语汇。那个时期，在政法校园3号楼(研究生楼)的研究生们蕴藏着一股特有的朝气、想象力和冲击力，他们几乎把全部的能量挥洒在自由的论辩和学问的砥砺上，形成昂扬上升的氛围。记得一位八二级法律史研究生在其毕业前的《临别杂感》中写道：“我有个感觉，也许是一种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的中国法学界，我们这些曾在3号楼住过的同学一定会汇成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一定的。”应该说，他的预言和期望应验了：从这栋3号楼走出去的研究生目前在中国各大学做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的人数不胜数，一些人已经成为某些学科的领军人物(北京大学的陈瑞华，清华大学的高鸿钧，厦门大学的徐国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范忠信和陈景良，中山大学的刘星，中国政法大学的张桂林、赵旭东、李曙光、张中秋、马怀德和曲新久等)。
1987年之后，政法大学开始在军都山下的昌平新校招生。一校两址的空间分离，将大学的教学设施、图书资料、研究生与本科生之间的学缘联系切割成两半，政法大学的师生自此长年累月地在两个校园之间奔忙，连接昌平和市区的“345路”公共汽车一夜之间成为政法大学师生的专线，车内闪动着来自全国各地的青春的身影，演绎着一段又一段政法人的故事。而我和同时留校的同届60位同学则拥挤在学院路41号的“政法方舟”(一栋行将废弃的二层简易楼)，感受夏天的酷热和冬天的寒冷，守候着小月河边的这个越来越显得陈旧破败的院落。我常常一个人在院子的林间散步，目送一批又一批学生在这个院落里走进走出。每年的七月，学生们像小鸟一般飞进辽阔自由的天空，而我依然在这个院落里孤独地徘徊，留下一行行单调的足迹，偶尔回忆起在这个院里曾经发生的故事和故事里熟悉的人们。
我看见，湛蓝，向天际无限伸展澄明的静寂……
（文章摘自舒国滢《在法律的边缘》，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编辑：武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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