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帮信犯罪要坚持综合治理

刘为军

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帮信等犯罪的司法适用提出了更为明确具体的定罪量刑标准和规则指引，为推动帮信犯罪的综合治理、精准治理提供了重要制度支撑。

近年来，我国信息网络犯罪高发频发，已成为危害网络安全、公共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突出问题。信息网络犯罪的组织化、链条化、产业化特征明显，尤其是电信网络诈骗，多非孤立个案，而是围绕诈骗犯罪形成的大量违法犯罪的聚合体。帮信犯罪作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版图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案件数量多年来居高不下。据公开报道，全国法院2023年一审审结的帮信犯罪案件超过10万件，2024年全年和今年上半年帮信犯罪案件数量仍处于高位。与此同时，帮信犯罪治理也是当前信息网络犯罪治理体系中相对薄弱的环节。

不可否认，随着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的实施，我国在帮信犯罪治理方面取得了显著突破。但犯罪治理从来不是静态和线性的。信息网络犯罪的成功实施，离不开庞大黑灰产业的支撑；也正是由于黑灰产业的存在，不同类型的犯罪得以“合流”，犯罪集群正逐渐从链式结构向网状结构发展。面对治理与反治理对抗升级、新问题新情况不断涌现的严峻挑战，必须持续加大对帮信犯罪及相关黑灰产业的打击治理力度，以达到压缩信息网络犯罪增量、减少存量的目的。

综合治理、精准治理帮信等犯罪要找准这类案件办理中的核心问题。帮信罪案件办理难，一方面是源于作案手段的跨地域性、匿名性和技术性等特征，相关犯罪证据分布零散甚至跨境，侦查取证面临诸多障碍。同时，帮信行为人又常以不知情作为抗辩事由，如何区分正常技术服务与犯罪帮助行为成为司法认定的难点，由此带来的“同案不同判”现象影响了犯罪打击效果。另一方面，帮信犯罪的实施主体呈现低龄化、低收入、初犯比例高等特点，对犯罪治理提出了更大挑战。据公开报道，当前帮信犯罪案件中，25岁以下被告人占比三分之一，未成年人、在校学生群体涉案问题突出，而对这一群体的无差别惩处无疑会给办案机关带来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有人甚至会质疑办理这类案件的意义。

因此，办案机关面临的不仅仅是事实认定、案件定性等实体或程序难题，还面临着如何更好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及协同开展源头治理、综合治理的问题。换言之，帮信犯罪治理，其“义”在法理之内，其“意”又溢至法理之外，并非单纯的法律问题。在此背景下，相关部门敏锐捕捉到帮信犯罪治理的关键和要义，及时出台《意见》，就办理帮信犯罪及其关联犯罪的总体要求、依法认定帮信犯罪、准确把握刑事政策、坚持综合治理等作出全面系统规定，这标志着执法司法机关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达成了广泛共识。

例如，《意见》要求依法从严惩处组织性、职业性和跨境协同实施的帮信行为，以及实施帮信等犯罪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骨干成员等，但依法从宽处理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以及处于犯罪链条末端、情节较轻的人员。这就为执法司法机关根据帮信等犯罪的核心矛盾调整办案重心和调配资源提供了重要依据。可以预见，随着《意见》的实施，执法办案机关对于帮信等犯罪的打击治理将更趋科学和理性，这也有助于确保法制的统一正确实施和协同治理的深入推进。

总而言之，《意见》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具体规则、具体措施的完善上，更反映在治理理念的进步中。信息网络犯罪的治理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包括帮信犯罪在内的信息网络犯罪及其黑灰产业仍在不断演化，治理难度可能持续加大。在今后的治理工作中，要始终坚持法治思维，推动制度治理与技术治理融合，不断创新治理手段，将成功的治理经验上升为规则、规范，实现立法、执法、司法、教育、宣传、国际合作等环节相贯通，斩断电信网络诈骗等信息网络犯罪的上下游链条，最终达到信息网络犯罪的“大治”。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