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治蜀

钟 燃

成都武侯祠中，有一副名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此联为清人赵藩所撰，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诸葛亮的治蜀之道：攻心为上，宽严相济。

刘备取得益州后，诸葛亮严明法纪。法正以汉高祖“约法三章”为例，劝诸葛亮“缓刑弛禁”，诸葛亮却答：“君知其一，未知其二。”他在《答法正书》中直言：高祖之所以宽，是因为秦失之于严；现在之所以要严，是因为“刘璋暗弱”“威刑不肃”，且“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并表示“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诸葛亮与法正之争，启示我们宽与严两种不同的刑事政策，是根据不同形势针对不同对象而言的，前提在于审时度势。诸葛亮主持制定了蜀汉法典《蜀科》，实行从严治蜀。

诸葛亮的“严”是法不阿贵、赏罚分明，饱含劝善惩恶、人性关怀的赤诚。街亭之败，马谡违令致全军溃退，诸葛亮挥泪斩之。马谡临刑泣曰：“丞相视某如子，某以丞相为父……愿丞相思舜帝殛鲧用禹之义。”诸葛亮说：“吾与汝义同兄弟，汝之子即吾之子也。”蒋琬劝谏：“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谋之臣，岂不可惜乎？”诸葛亮流涕曰：“昔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并自请贬官三级，以承担责任。这一斩，是挥泪斩，斩是执法力度，泪是执法温度。斩的是私情，立的是国法，得的是民心。托孤重臣李严因贻误军机，被废为庶人，但其子李丰仍受重用。尤为可贵的是，诸葛亮带头守法，依法用权，严格自律，家无余财。同样是“严”，秦朝严刑峻法，结果民怨沸腾，强秦二世而亡；而诸葛亮从严治蜀，百姓却口无怨言，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都心悦诚服、自觉守法，即使是受罚者也服法认罪，刑之而不怨，诛之而不怒。面对那个破破烂烂的时局，诸葛亮鞠躬尽瘁去缝缝补补，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疲弊”的益州呈现一派崭新气象，弱小的蜀汉政权在夹缝中维持了数十年的安定祥和。为何会有两种不同的境界、不同的效果呢？诸葛亮立法严、执法公，是秉公而严、严而不酷、严而有爱。诸葛亮在后世看来是忠诚和智慧的化身，这种忠诚和智慧在治蜀过程中集中体现为“公”。法之良，治之善，莫过于一个“公”字。只有“公”，才能宽严得中，才能赢得人心。这是儒法结合的精华所在，也是造成不同效果的主要原因所在。

然而，即使如诸葛亮之忠之公之智，法律在实际执行中也不免变形走样，禁酒令就是典型案例。有一年，蜀地遭遇大旱，粮食短缺。为保障军需和民生，刘备命诸葛亮颁布禁酒令。本意是禁止酿酒、售酒，但在执行中走偏过严，一些官吏肆意进入民宅，只要搜出酿酒器具，即便未实际酿酒，也要同样治罪，引起民愤。老臣简雍性格诙谐，常以幽默方式讽谏。一天，简雍和刘备外出，看见路上有一对男女同行。简雍就对刘备说：这两人欲行奸淫，为什么不抓起来？刘备问：你怎么知道？简雍回答：“彼有其具，与欲酿者同。”刘备闻言大笑，随即下令释放因藏酿酒器具而被捕的百姓。这一事件暴露出法律实施中常见的困境：良法美意，初衷至善，若执行失度，反成扰民之弊政。难怪清人发出“后来治蜀要深思”的警示。

“诸葛大名垂宇宙”。诸葛亮逝世后，千百年来无数人称颂他。对于诸葛治蜀，史家陈寿评价说，“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这样的治蜀，称得上是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