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索赔”折射谁之困？

杨博

近日，“斗鱼向多名主播索赔8000万”一事再度引发关注。

2020年7月，澎湃新闻与多家媒体曾报道，直播平台斗鱼以违约为由，向多名女主播索赔8000万元违约金。消息广泛传播后，斗鱼迅速与多名受访女主播和解。此后3年，在不为舆论关注的角落，索赔仍在延续。被索赔对象多来自在校大学生，包括某985高校表演系的在校生罗莉。（12月6日澎湃新闻）

“在校学生”成为天价索赔的对象，让公众绷紧了神经。为什么索赔起起伏伏、迁延多年，涉事双方终归难以达成积极的结果？索赔的依据究竟是否符合公平合理的考量，又是否有违公序良俗，值得关注。无论考量多么复杂繁琐，归结起来有一点很关键，合同利益应当是可预期的。而且，违约的损害赔偿数额也应是可预期的，与实际损失相符的。除非违约一方存在欺诈，否则不得随意适用惩罚性赔偿。唯有维护好契约精神，平台经济才能筑牢硬核支撑。

放眼直播行业，主播的流动性向来颇高。合同纠纷随之频频发生，天价索赔早几年前就已不鲜见。其实，所谓天价索赔，在相当多案件中只是一个噱头，原告的诉请往往并非最终的裁判结果。直播平台发起天价索赔，除了实际利益诉求，更是在宣示自己的权利。然而，留住主播不能靠“拴”——直播平台的火热，靠的是持续创新和投入。只有注重内容建设、丰富互动玩法，直播平台才能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主播不仅是直播平台的核心资源，也是直播平台的核心竞争力——此语出自知名直播平台的一份仲裁申请书，怎不叫人哑然。我们期望，这句话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一句辞令，而是在行动中秉持的一把标尺。直播平台“天价索赔”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期望有关方面找到破解发展之困的“正解”，而不是总把平台“止损回血”的希望寄托在博人眼球的诉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