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亦可以成为现代的

■虞和平

李瑾的《孟子释义》（中国青年出版社2021年9月）、《山海经释考》（辽宁人民出版社2022年4月）、《论语释义》（作家出版社2022年9月）相继出版了，作为他的博士生导师，由衷感到高兴。这些年来，李瑾暂时搁置近代史专业，投身先秦经典之中，初衷和计划在日常交流时曾多次谈过。我于学术向无门派之别、藩篱之分，学生如能博采众家，集成己见，自是善事。读者看到这三部经典的释考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论语》《孟子》《山海经》这类作品千百年来相关著述汗牛充栋，还有再阐释的必要吗？个人的观点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它的多义性和实践性，亦即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繁杂恢弘的经典能适应不同时代的要求。因此，如何更好地激活传统、重释经典的现代意义，通过经典重释在古今问题上贯通旧新，在中外问题上以中化西，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肩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是新时代学人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中断，原因之一就是传统经典的精神生生不息且肩负着时代不同的文化使命。李瑾重释经典的初衷和初心，恰恰在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也是“经典三释”的价值意义所附。

根据我的阅读，李瑾在重释经典即创造性、创新性申发经典的时代意义时，在思想上是坚持“中国精神”的。钱钟书曾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通理，但具体到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却是有自己的特殊性和实践性的。这意味着，在注释经典时既不能全盘继承，也不能搞“去中国化”“唯洋是从”，用西方的东西任意剪裁或解释中国的现实，而是要立足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这个根和基。比如，李瑾在注释《山海经》时，提出《山海经》中整个“天下”是一个集合或系统，山水一体，时空不分，自然即人，人即自然，书中直观而粗粝的写实性记录，表现出一种超然的以“事实”为依据的世界观。这种自怀生机的神话形象，代表了先民对自身及宇宙万物的思考，并进而成为孕育了朴素的、欣欣向荣的华夏文化的源头之一。李瑾的这种解释完全是基于现实所作出的合理的逻辑推论，非常契合当下突出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理念，非常契合当下致力于共同富裕的治国理政实践，可以说既体现了在新时代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也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新的现实责任和使命担当。

在重释经典时还必须推陈出新，让最基本的民族和传统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现代社会相联通，唯有将古今打通，老树开新花，才能整合出既不走样又不重样的知识体系。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解疑释惑，阐述理念，推动发展，是必须坚持的基本的治学态度。在我看来，“经典三释”在延续发展“精神命脉”、孕育构建“知识体系”上做得是比较好的。在《论语释义》中，李瑾提出，孔子将“礼乐崩坏”根源于人，他的治理之道是内向求己，通过“学”，成人、为君子，进而入世。“学”为“君子”是《论语》的主体指向。首章开宗明义谈“学”，与末章以“君子”贯之始终，意味着“学”是《论语》之始之根，目的是为“君子”，为“君子”是《论语》之道之本。在《孟子释义》中，李瑾提出，孟子特别注意培养君子的主体人格，即人在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思”“尽其心”的过程，是内省的、“反求诸己”的过程，也是了解、得到自己本性的过程，因为“仁义礼智根于心”。了解、得到了自己的本性，便可以“知天”。在孟子这里，本性是人的，也是天的，且是天将其赋之于人的，故而本性将人和天沟通起来。人在“反求诸己”时，把握住了自己，也就把握住了天。在《山海经释考》中，李瑾认为，文本里多次出现“其名自号”的“虫”。虫者，按《说文解字》：“物之微细，或行，或毛，或蠃，或介，或鳞，以虫为象。凡虫之属皆从虫。”《山海经》中，另有其名的“虫”凡数十处，这些“虫”和文本中“自歌自舞”凤皇、鸾鸟一样，没有高下尊卑之分，都属于自然界中最单纯的叫声，也是一种文明对“原始图腾”最粗粝的呼唤。李瑾的这种解读，没有把旧的、西式的理论和学术成果当成一成不变的准则，而是坚持文化本位，坚定文化自信，坚守精神独立后所作出的研究成果，不但能自圆其说，符合基本的治学规范，还能别出心裁，让人对经典有耳目一新之感。

重释经典还要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对具体词汇的解释。通常而言，千百年来词汇的内涵和外延变化很大，但由于《论语》《孟子》《山海经》这类经典受到历代知识分子的格外“关照”，普通词汇的意义翻新的空间会很小。但李瑾在这方面并没有死守前人成果，固步自封，而是不断翻阅种种书籍，尽最大努力同前人商榷。限于篇幅，这里仅以《论语释义》为例。比如，《论语·微子第十八》中：“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李瑾认为“不”的意义是理解本则的关键。俞樾曾经提出“不”用作语气助词，表肯定意义，他在《古书疑义举例》中说：“不者弗也，自古及今斯言未变，初无疑义，乃古人有用‘不’字作语词者，不善读之，则以正言为反言，而于作者之旨大谬矣……《论语·微子篇》‘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按两‘不’字皆语词，丈人盖自言，惟四体是勤，五谷是分而已，安知尔所谓夫子。”李瑾通过查阅资料，肯定了俞樾的说法，认为这种用法亦可见《逸周书·大匡》，其有“二三子不尚助不穀”句，孔晁注云：“不尚，尚也。”李瑾还提出，《诗经》中多处“不”字都非否定词，如《邶风·匏有苦叶》：“济盈不濡轨。”《小雅·车攻》：“徒御不惊，大庖不盈。”

古人说，“操千曲而后晓声”。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经典的重释不是简单的、抽象的逻辑演绎或理性推断，而是建立在丰富的知识积累和富有创造性的努力思考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经典重释工作实际上是继承、批判和创作三位一体的。唯有述而又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和理念才能实现新旧转化，并积极参与到时代实践与行动中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