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号
3月4日的那个午后，我记忆犹新。院领导找我谈话，希望我能去麻虎镇金银村驻村。我不是没有下过基层，此前的驻村经历让我清楚，如果接受这样的安排，我将再次远离熟悉的生活圈子，暂别自己热爱的岗位。我的目光落在家的方向，孩子尚小，父母渐老，家庭的重担压在心头，像一块搬不开的石头。可领导说得也在理，金银村正处在班子新老交替的节点，需要一个懂法律、有基层经验的人去帮一把。他想的是村里的急需，我想的是自家的难处。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那份纠结，踏上了去金银村的路。
初到村里，面对陌生的环境和面孔，我依旧带着一点疏离感。夜深人静时，总会想念家里的温暖。我暗自盘算：熬过这几年，任务完成，就回到原来的生活。可我说不清是哪一天、哪件事，让我渐渐放下了“熬日子”的念头。
念头放下了，心也就跟着安顿了。我不再数着指头算归期，而是开始认真打量这个我将与之朝夕相处的小山村。既然来了，总要做点什么。
于是，我的驻村生活从最朴素的第一步开始了。
“刘大叔，今年养了几头猪？”那段日子里，我靠着一双运动鞋、一个笔记本，走遍了家家户户。起初，不少村民觉得我是来走过场的，问一句答一句。我知道信任是靠一次次登门、一件件小事慢慢建立起来的。我一次次上门，一次次拉家常，慢慢地，他们放下了防备，愿意跟我掏心窝子说话。也就在一次次入户中，我心底的浮躁一点点消散，像一颗种子，在这片土地上慢慢扎下了根。
村子熟悉了，人心走近了，一些问题也跟着浮出水面。我发现，村两委班子全是新当选的年轻人，有干劲、有想法，但经验不足，组织生活也不太规范，党员队伍活力不够。我想，既然来了，总不能只当个传话的。于是，我和村委商议，先从最基础的制度抓起——规范“三会一课”、主题党日，让党员活动有了固定节奏。同时，我留意村里那些念过书、见过世面的年轻人，挨个上门动员，鼓励他们向组织靠拢。
接下来的重头戏就是给老百姓解“疙瘩”。邻里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土地边界、屋檐滴水、鸡鸭糟蹋菜地……看似鸡毛蒜皮，拖久了就容易结成死结。村里人知道我是检察院来的，遇上纠纷总爱找我说道说道。我半开玩笑地给自己封了个“专职调解员”，心里却清楚：老百姓信你，你才说得上话。
印象最深的是刘大爷和李大娘两家的那桩土地纠纷。两家人因为土地边界和几块石板的归属问题闹得不可开交，村干部去了好几回都劝不动。我和村支书没有急着说理，先分别上门，听他们把各自憋了一肚子的委屈倒干净。第三天，我们拿着卷尺顶着大太阳，在地头一米一米地量，一铲一铲地做标记。量完了，边界清了，两家人的气也顺了。看着两家人握手言和，我觉着自己这个“外来户”，算是被他们接纳了。
调解多了，我发现很多矛盾的根源是大家不懂法、不习惯用法。都是乡里乡亲，有些事赌一口气，有些事吃了不懂法的亏。于是，我开始琢磨着怎么把法律条文变成乡亲们听得懂的“土话”。农闲串门的时候，我往院子里一坐，拿身边的事讲民法典，用电视上的新闻说防诈骗，把婚姻家庭、邻里纠纷掰开揉碎了聊。不讲大道理，只拉家常话。慢慢地，有人吵架前会来问我“这事法律上怎么说”，有人接到可疑电话会先找我看看。学法、懂法、守法、用法，这些词在村里慢慢落了地。
我心里清楚，调解矛盾、普及法律，这些都是眼下能做的事。可要让乡亲们真正过上好日子，光靠这些还不够，增收才是根本。村里藤茶产业有底子，我心里盘算着怎么把规模再扩大一点，望着漫山的坡地，我常想：如果藤茶产业能惠及村里家家户户，那这一趟驻村，才算没有白来。
（陕西省安康市白河县人民检察院 李俊）
编辑：唐亦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