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号
舆情事件
1. 恶性犯罪案件
此类事件与政法机关直接相关，政法机关“管不管”“怎么管”“管的如何”都处于公众审视之下，因此是最容易触发舆情风险的类型。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是高校学生涉嫌刑事犯罪。比较典型的就是浙江大学努某某强奸案。今年7月，浙江大学作出处分决定称，该校2016级学生努某某因犯强奸罪（犯罪中止），被杭州市西湖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学校给予该生留校察看一年处分。事件引发舆论震动，学校处置遭到网民猛烈批评。还有9名女生反映称曾在努某某缓刑期间遭到猥亵或侵害，网民对政法机关“失察”的质疑持续扩大。另一种情形是高校学生卷入刑事案件。2019年12月18日，沈阳大学在读研究生王某宇爆料称，其因奖学金问题与同学发生矛盾被严重刺伤，但沈阳公安大东分局洮昌派出所在立案89天后，仍以证据不足推脱办案。而在爆料帖发布10小时后，沈阳市公安局回应“正在抓捕嫌疑人”，前后反差令网民质疑涉事公安机关不作为，事情不曝光就不解决。
2. 自杀事件
这类舆情的特点在于事件本身具有较大突发性，且事件后果比较惨烈，能够在短时间内对公众情感形成冲击。另外，公众出于猎奇等心理，也急于想知道事件背后有何隐情。在多重因素的叠加作用下，此类事件通常会发酵成为热点舆情。2019年12月，北京大学法学院女生包丽（化名）因与男友牟林翰发生情感纠纷而服药自杀，媒体报道称包丽长期遭受男友精神暴力，如被要求拍裸照、做绝育手术等，包丽母亲称2019年11月份已向北京警方报案，但迟迟未收到警方通知。舆论场上“法律无能为力”“强烈要求追究刑事责任”等观点涌现，公安机关备受指责。2020年6月，北京警方以涉嫌虐待罪将牟林翰刑事拘留，网民的愤怒情绪才有所缓解，但对办案进展的追问仍在持续。今年6月，山西中北大学大二学生时某某因补考作弊被监考老师没收试卷，学生离开考场不久后坠楼身亡，校方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引起网络热议。
3. 失联事件
今年以来，大学生尤其是女大学生失联事件维持着较高的曝光度：3月8日，上海读大学的大二女生在家乡广西柳城失联；7月8日，南京女大学生黄某某赴青海旅游后失联；7月9日，又一名南京女大学生李某某在云南边境失联。目前，事发地公安机关均已介入调查。从此前的数起同类事件来看，“失联”意味着凶多吉少，甚至还可能涉及刑事案件，各地公安机关已具备了一定的舆情敏感意识，在调查寻人、信息通报等方面都表现出较好的应对能力，舆论认可度较高。
4. 性骚扰事件
高校教师性骚扰学生是近年来涉高校舆情常见类型，部分受害学生除了向学校反映外，会第一时间报警。因此，公安机关的处置应对备受舆论关注。2019年11月1日，中央美术学院学生就教师姚舜熙涉嫌性骚扰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在网络上发布举报的有关细节，引发网络关注。公安机关调查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姚舜熙有违法犯罪事实，做出不予立案决定。部分舆论对此警方结论持有异议，猜测警方并未认真调查。此外，2019年12月，浙江宁波大学一黄姓副教授被指性骚扰女生，受害女生在向学校反映情况的同时向当地派出所报警；2019年12月6日，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钱逢胜被曝猥亵女学生，警方表示已介入调查。
5. 校园欺凌
此前，校园霸凌类舆情常出现于中小学，但近年来高校霸凌事件也有曝光。2019年5月29日，太原师范学院大二学生“@王芝芝会有狗的”发布微博自述遭受来自室友的“校园暴力”，包括被起侮辱性外号、被扒衣服拍视频甚至被偷拍发裸照等，该微博“@”了太原市公安局官微。随后，有网传信息称当事人多次报警但警方仅出警一次且并无实质性处置、学校压制当事人发声迫其删帖道歉，网络舆情迅速发酵。“@中国警方在线”点名山西、晋中两地警方官微，称“校园欺凌应及时报警”“起侮辱性绰号也属欺凌”，大量网民呼吁警方介入调查。但相关警方均默不作声，给舆论造成警方不作为的观感，大量不实信息谣言也趁机在网络泛滥。
6. 网络言行
涉及高校的热点舆情中，还有一类与学生的网络言行有关，因其影响恶劣，部分舆论呼吁公安机关介入处理。例如，在今年4月，山东理工大学、江苏南通大学相继曝出大学生虐杀动物事件，舆论场中有不少声音认为，大学生虐猫杀狗，并在网络上发布、出售相关视频，不只是违背公序良俗原则，更是在寻衅滋事，涉嫌违法；中国科学院大学硕士研究生季子越在境外网站公然发布“精日辱华”言论，引发舆论愤慨，大量网民呼吁警方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风险分析
1. 前期办案招致不作为、慢作为的质疑
涉高校舆情由于事发场景多在高校内，往往由校方牵头处置。然而，在梳理上述案例时发现，如涉及恶性刑事案件、性侵、校园暴力等与人身伤害有关的违法犯罪时，受害人对于学校能否公正处理存有疑虑和不信任，更倾向于寻求公安机关介入。此时，公安机关立案与否、处警人员态度如何，在接处警过程中均潜藏舆情风险。如果公安机关的处理不符合受害人或家属的诉求，其往往会寻求网络爆料、媒体曝光等，控诉警方不作为、慢作为。例如，南京大学生在青海后失联事件中，家属称南京警方“以人口失联不是刑事案件而未能立案”，部分媒体以“女大学生青海失联18天未立案”为话题，引发网民质疑警方不作为。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通过官方微博回应网络关切，详述警方工作，最终消除网络质疑。
2. 事中处置衍生“舆论倒逼”的风险
涉高校舆情往往具有一定的话题性，政法机关在介入处置后，其处置措施必将受到各方关注。此时，政法机关采取何种处置措施、调查处置时间合理与否、所收集证据是否充分扎实、定罪量刑能否依法公正，成为这一阶段可能催生舆情的主要风险点。此阶段，由于相关调查多在内部进行，如果没有公开通报，当事方爆料就成为公众了解进展的主要途径，导致舆论容易受爆料内容影响，对政法机关工作产生负面评价，进而出现“微博办案”“热搜办案”等“舆论倒逼”情形，对办案政法机关的司法公信力造成巨大负面影响。如沈阳研究生因奖学金问题被同学刺伤一案中，涉事派出所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依然长期拖延办案，直到受害人微博曝光引发关注后问题才得以解决。沈阳市公安局在舆情发酵三天后作出通报，解释案件疑难原因，介绍案件办理过程，承认“主办民警一定程度上慢作为问题”，并处分了相关责任人员。
3. 后期信息发布刺激舆情反复的风险
政法机关在处置涉高校舆情过程中，虽然前期和事中的风险较为常见和高发，但并不意味后期环节不会产生舆情风险。相反的是，如果不能在这一环节做好信息发布工作，舆情管理就难以实现闭环，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舆论对前期工作的认同感和支持度。通常来说，缺少最终结果通报、信息发布内容存在“硬伤”、缺乏必要的释法说理、动态回应不足等等，都可能刺激负面舆情发酵。上文提到的性骚扰事件，多数至今仍无法查到公开的处置结果，引发网民追问不止，还有网民将同类事件进行集纳，以此表达对类案处置结果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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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阅读请参见《政法舆情》2020年第25期）
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 王媛 车海星
编辑：刘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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