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号
8月18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4起涉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恶意诋毁车企的案件占绝大多数。涉案人员中，13人被处以行政处罚，1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从编造“智驾撞死小孩”到利用AI工具生成“车祸现场”虚假视频，造谣手法持续升级，技术滥用趋势明显，给企业声誉和公共安全带来严重冲击。
7月17日，尚界汽车发布声明，就“脱离鸿蒙智行”等谣言作出澄清。然而这并非孤例。过去数月间，针对鸿蒙智行的各类谣言几乎从未间断。从车辆自燃、智驾事故致死，到所谓“事故嫁祸车企”“品牌单飞”等说法，每一条都直击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安全性与品牌可靠性的核心关切。
鸿蒙智行的遭遇折射出一个深层命题：当造谣从个体博取流量，演变为MCN机构驱动的产业链化的商业诋毁，法律如何回应？14起典型案例释放出明确信号：法律惩戒已从行政处罚向刑事追诉延伸。但面对跨平台协同、技术加持的新型造谣，责任边界如何划定，仍待探讨。
造谣与吐槽，边界何在
当前，智能驾驶正处于技术普及与公众认知形成的关键期。任何一起“事故”，都可能被放大为“智能驾驶不靠谱”的标签化印象。公众对新技术安全性的焦虑，恰恰为谣言滋生提供了土壤。
公安部网安局通报的典型案例中，造谣者正是抓住了公众的这种焦虑心理。樊某栋、严某民、郑某耀三人，分别在抖音、微博等平台编造虚假事故信息。内容包括“某品牌汽车撞死桥上维修工后冲下游轮”“某智驾追尾致3死”“某智驾撞死小孩”等。这些谣言无一例外以“智驾致死”为关键词。造谣者深谙，这一惊悚标题的流量效率，远高于普通交通事故。
法律对基于事实的批评性言论给予包容，但对凭空捏造、明知虚假仍故意传播的行为绝不姑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一千元以下罚款。
恶意造谣与正常吐槽之间，界限究竟在哪里？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任战敏告诉记者，核心在于是否捏造“事实”。对产品质量发表主观看法，即使言辞尖锐，只要不编造具体虚假事件，仍在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之内。但编造具体事故细节，则属于对客观事实的捏造，越过了法律红线。
相比随口编造，AI深度伪造技术驱动的造谣性质更为恶劣，治理难度陡增。此次典型案例中，薛某华、余某分别利用AI工具，生成“某品牌汽车车祸现场”虚假视频并发布传播。AI技术制作的内容高保真、难辨别，让“有图有视频有真相”不再可信，边界认定的技术门槛也随之提高。
这对执法机关提出了双重挑战：既要提升技术识别能力，在第一时间锁定并阻断虚假信息；也要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探索更精准的追责路径。当眼见不再为实，传统的事实核验模式正在被颠覆。
任战敏进一步表示，一旦跨越了“识别”这道技术门槛，后续的法律逻辑其实并未改变。AI本身只是工具，违法与否的核心仍在于发布者是否“明知”信息虚假。不知情的善意转发一般不构成违法。但网络大V、自媒体运营者等具有公众传播影响力的主体，若未经核实即转发来源不明或明显有违常识的事故信息，极易被认定存在主观过错。技术改变了造谣的形态，却没有改变归责的基本原则——知假传假，同责同罚。
从“随口编”到“AI造”，造谣的门槛在降低，危害在放大，而法律的回应也在从行政处罚向刑事追诉延伸。汽车行业观察家赵楠认为，智驾技术普及期的舆论场，既需要充分的公共讨论以形成理性认知，也需要法治的刚性约束，防止谣言侵蚀消费者对智驾技术的信任。在这个过渡期，平台的主体责任、公众的媒介素养、执法机关的技术能力，缺一不可。
造谣入刑，并非终点
14起典型案例中，13人被行政处罚，1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同样针对车企编造谣言，有人被罚款、拘留，有人面临刑事追责。那条红线究竟划在哪里？
先看数据背后的反差。樊某栋在直播间编造了5条不同版本的“品牌汽车撞死人”谣言，论惊悚程度在14人中名列前茅，最终被行政处罚。池某磊编造“某公司组织黑公关攻击友商”“某官方漂移视频系使用AI生成”等谣言，在抖音和微信视频号上反复发布，还攻击其他网民，成为14人中唯一被刑事立案的。
区别在哪里？公安部网安局通报中的表述透露了关键信息：多数人的动机是“博取关注、吸粉引流”；池某磊的动机是“发泄个人情绪”。在行为上，他跨平台传播，叠加对网民的恶意攻击。
法律依据也清晰可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第二款规定：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七十四条进一步明确：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或者虽未达到该数额但具有利用互联网或者其他媒体公开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情形的，应予立案追诉。
池某磊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通报虽未指明具体罪名，但对照其编造“组织黑公关”等损害企业商誉的谣言内容及跨平台传播行为，与“利用互联网公开损害他人商业信誉”的立案追诉条件高度吻合。
然而，刑事追诉并非应对谣言乱象的唯一路径。车企面临的谣言形态多样：有的直击产品安全性能，瞬间引发消费者恐慌与退订潮；有的瞄准企业资本运作或高管个人声誉，意在动摇投资者信心；还有的以“维权”“监督”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面对这些差异化风险，赵楠认为，车企既需要刑事手段的震慑力，也需灵活运用民事侵权诉讼、行政举报投诉、平台投诉下架等多层次法律工具，构建与谣言形态相匹配的梯度化应对体系。
从行政处罚到刑事追诉，再到民事诉讼，不同性质的谣言对应不同层次的法律工具箱。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当造谣从个体行为升级为MCN机构驱动、跨平台协同的产业链式运作，当AI让伪造内容的成本变得低廉，法律如何跑在技术前面？
法律追责的“成本账”与产业链真相
汽车行业一项调查数据显示，一条“黑公关”定制谣言从策划到登上热搜，仅需5到7天，预算3万元到20万元。一条“智驾致死”爆款谣言，播放量可达数百万，流量分成与涨粉变现收益远超成本。
反观车企维权：近3年车企起诉自媒体案件超30起，累计判赔超2500万元，平均每案约80万元。但单起诉讼的取证、公证、律师费用动辄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诉讼周期长达一两年。而谣言从发布到辟谣，传播峰值通常在72小时内完成。这意味着，法律程序尚未走完，伤害已经定格。
3万元造谣成本、数十万元维权费用、72小时传播峰值——几组数字勾勒出当前车企治理网络谣言的成本困境。但这组数字的真正含义，不止于“成本倒挂”本身，更在于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现实：流量正在成为市场竞争的“延伸战场”。
在可选消费品分析师陶桃看来，当3万元能让一个品牌在全网陷入“智驾不安全”的标签风暴，抹黑对手便成了价格战、技术战之外的一条捷径。“提升自己需要5年，抹黑对手只需要5天。”她说，舆论能够直接影响市场份额的分配时，恶意攻击便从个体行为演变为产业链。
造谣者算的是“流量账”，车企面对的却是“举证账”。司法实践中还有另一层隐性成本：损害商业信誉罪的立案门槛之一是“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十万元以上”。但车企因谣言导致的销量波动、品牌折损，往往难以在因果关系上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即便最终胜诉，经济损失的举证成本也远高于造谣者的制作成本。
当车企在法律维度上面临举证困境时，造谣者却正在流量维度上跑通另一套商业模型。一位MCN机构运营负责人向记者描述了“流量驱动”的底层逻辑：“一条‘智驾致死’的标题，点击率是普通汽车内容的5到8倍。算法不判断真伪，它只识别情绪标签——愤怒、恐惧、震惊，情绪指标越高，流量池给的曝光就越大。圈子里有人专门做‘车企负面产业链’，上游接单、中游写脚本、下游矩阵分发。”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黄楚新教授撰文指出，部分MCN机构奉行“流量为王”的底层逻辑，通过AI低成本生产内容，批量制造耸动标题吸引浏览量，依托平台分成、广告投放及流量变现机制获利。更隐蔽的是，造谣机构利用用户对“真相”的好奇心，趁热度发布辟谣或“事实核查”内容，获得二次推送机会，在“造谣——辟谣”的闭环中持续盈利。
黄楚新进一步表示，违法主体注册多个自媒体账号交由MCN机构统一运营，暴露后更换新账号继续输出，形成覆盖谣言“前端”到“后端”的灰色产业链。部分MCN机构还通过“引流”“控评”“有偿删帖”等配套服务，将触手从内容生产端延伸到舆情管理端，形成完整的商业闭环。
池某磊被刑事立案的意义正在于此。在任战敏看来，这一案例表明：当行为的恶劣程度足够，法律的锋芒是可以抵达的。大多数“随口编”的造谣者仍停留在行政处罚层面。与其说是法律够不到，不如说是行为本身尚未触及需要公权力深度介入的程度。
加大治理：从“事后追罚”到“源头拦截”
值得注意的是，当法律开始发力，造谣者也在同步进化。浙江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副教授高艳东曾在《检察日报》撰文表示，当前网络水军已经发展成上游金主派发任务、中游媒介机构分层转派、下游实操人员落地执行的完整黑灰产业链，呈现出组织化、规模化和商业化的运作模式。
惩治网络水军的刑事政策也需要与时俱进。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的《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第八条规定：“要重点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者、恶意推波助澜者以及屡教不改者。”因此，司法机关应重点打击水军的组织者、发起者，令其承担“源头责任”。
打击网络水军组织者的最大法律难点在于，证明其对下游具体造谣行为“主观明知”。组织者常以发布概括性任务、未审阅内容、无法一对一监管为由，否认明知虚假信息，以此规避责任。这反映出造谣产业链的升级，本质上是逃避追责话术的升级。
对此，高艳东主张用“概括故意理论”破解主观明知认定难题，提出“总体任务符合说”作为认定规则：只要下游虚假信息符合组织者发布的总体任务导向，或组织者明知下游可能采取过激手段仍发布任务以及不审核，均应认定其存在间接故意的主观明知，从而追究其法律责任。
变化正在发生。公安部“净网—2026”专项行动将涉企网络谣言列为重点打击对象，14起典型案例的集中通报本身就是明确信号。在“我是大彬同学”案中，法院判赔150万元，并明确认定其言论“超出言论自由边界”。这些司法实践正在逐步抬升造谣的预期风险。
但“事后追罚”只是最后一道防线。一条谣言一旦扩散，成千上万用户产生恐慌，企业声誉遭受不可逆的损害，再严厉的处罚也是亡羊补牢。从“事后追罚”走向“事前预防”，从“个案打击”走向“系统治理”，是更为紧迫的课题。
在陶桃看来，当造谣成本与维权成本的天平开始倾斜，当每一个MCN机构在接单前都需要仔细掂量法律后果，当“抹黑对手”不再是一笔划算的生意，汽车行业网络谣言治理便真正迎来拐点时刻。而实现这个拐点，需要三方面协同发力：技术层面的AI内容强制标识，制度层面的涉企谣言快速辟谣机制，法律层面的提高造谣违法经济成本和信用成本。
作者：《法治日报》记者 辛红 《法人》见习记者 岳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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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