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号
□徐连宗（上海市司法局宣传处三级调研员）
“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荀子的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法治与人治的辩证关系：法律是治理的开端，确立了秩序的框架；而君子——即掌握权力、引领风尚的“关键少数”——则是法律得以推行的源头活水。倘若仅有良法而无良吏，法律便如悬于庙堂的装饰，难以落地生根。
回望历史，刘邦入关中“约法三章”，以简驭繁，迅速安定人心，为其统一天下奠定基石；唐初制定《贞观律》，法度森严，更关键的是涌现出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一批贤良之吏，他们秉公执法，使得良法的价值得以充分发挥，共同缔造了贞观盛世的清明气象。历史反复证明，法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者的德行与能力。
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白居易曾感慨：“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乎？”安史之乱后，大唐虽有良法，却因执法之吏难称其职，导致纲纪松弛，盛世不再。这深刻揭示了“君子”这一源头的重要性。若执法者自身不正，或以权谋私，或畏葸不前，再完善的法律体系也会在执行中变形走样，其权威性与公信力将大打折扣。
古人早已用生命诠释了“君子”在法治中的定海神针作用。《史记·循吏列传》记载，楚国宰相石奢追捕杀人凶犯，发现竟是自己的父亲。他放走父亲后回朝请罪，楚昭王想宽恕他，石奢却说：“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最终自刎而死。石奢的选择在今天看来或有时代局限，但他那种视法律高于职位、视操守重于生命的精神，正是“君子者，法之原也”的悲壮注脚。另一个典范是唐代宰相柳浑。有玉工不慎损坏了唐德宗玉带上的饰物，德宗盛怒之下要将玉工处死。柳浑却进谏道：既然交付法司，就必须依法审判。按唐律，误损御用器物只应处以杖刑。最终德宗纳谏，玉工得免。柳浑的坚持，体现了中国古代司法中“依法断罪”的权力制约智慧，更彰显了执法者对法律的敬畏与守护。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领导者的示范效应。领导干部的言行举止，如同风过草地，直接影响着社会风气的走向。在法治建设中，这种“风草效应”尤为显著。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领导干部对法律是心存敬畏、带头遵守，还是视若无物、以言代法，直接决定了法治精神能否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倘若领导干部能够“其身正”，则无需强制，民众自然会如风偃草般追随效仿，形成上行下效的良好法治氛围。
今年全国两会再次强调，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这不仅是工作要求，更是对“君子者，法之原也”这一古老智慧的现代回应。法治思维的核心，在于将法律作为判断是非、处理事务的最高准则；法治方式，则是将这种思维转化为具体行动的路径。这意味着，领导干部在决策时，必须进行合法性审查，确保“法定职权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在推动工作时，要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难题，而非简单依靠行政命令；在面对矛盾时，要引导群众依法维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种能力的提升，是将“关键少数”转化为法治建设“关键推力”的必经之路。
如果领导干部习惯于“人治思维”、迷恋于“以权压法”，再完善的法律制度也可能沦为摆设；反之，如果领导干部都能像石奢、柳浑那样敬畏法律、秉公执正，则“法虽省，足以遍矣”。二十届中央纪委常委会明确指出，执纪执法者必先模范守纪守法，要从领导干部做起，带动全系统自觉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这种模范作用，体现在日常就是无形的引领——当“一把手”在重大决策前习惯问一句“这合法吗”，当执法者在人情干扰前能守住底线，法治的“风”自然能吹动社会的“草”，形成全民守法的壮阔景象。
从“约法三章”的简约务实，到“贞观之治”的良法善治，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法治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而实施的关键在于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法治的引领和保障。领导干部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少数”，其一言一行，不仅关乎个人形象，更关乎法治的尊严与权威，关乎政治生态的清朗与健康。
当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能成为一面法治的旗帜，当“风草效应”转化为强大的社会合力，法治精神便不再是冰冷的条文，而会内化为全社会的价值追求和行为习惯。唯有深刻认识到“君子者，法之原也”的时代内涵，让每一位手握公权者都成为法治航船上的“定盘星”，方能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筑牢坚实的法治根基。
编辑：范学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