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号
文 | 《法治日报》记者 辛红 《法人》见习记者 李辽
近日，武汉市民张成（化名）因朋友拖欠10万元久催无果，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一家“律所”，对方自称可提供欠款追回服务，并承诺“百分百追回欠款”。按照要求，张成提前垫付了近4000元信息调查费、案件资料整理费。几天后，该“律师”告知诉状已递交法院，又以需要财产保全为由索要1万元，后续又称需委托律师出庭，再次索要数千元律师费。张成心生疑虑，经律师朋友点拨才发觉上当。
原来，张成咨询的并非律所，而是公众极易与律所混淆的法律咨询公司。近年来，这类公司乱象频发：有的冒充律师和律所，违规承接超出经营范围的业务；有的夸大服务效果，公然虚假宣传“包赢官司”；有的收费标准模糊不清，中途恶意加价牟利；有的从业者缺乏专业资质，给出误导性法律建议。这些乱象不仅让本就陷入困境的当事人雪上加霜，更严重破坏了法律服务行业的公信力。
有鉴于此，司法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决定自今年9月至12月，在全国开展规范法律咨询服务机构专项行动，聚焦某些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假借律师名义进行诈骗、招摇撞骗以及虚假宣传、虚假承诺等违法犯罪问题，依法查处。
法律咨询服务乱象频出
几天前，西安市民陈某因咨询催债事项，被邀请至一家线下法律咨询公司。他向《法人》记者回忆，这家公司装修与律所别无二致，墙上也挂满“优秀法律工作者”照片。咨询中，工作人员互相以“李主任”“张法务”相称。在询问工作人员是否均为律师时，对方给予了肯定答复，却始终拿不出律师执业证书和律所执业许可证。
制图/宋逗
湖北竹山务工者王某也遇到了类似情况：他通过某短视频平台联系到一个“律师团队”，对方承诺“全程代办”工伤索赔，并收费8000元。但首次立案因无资质被驳回，后续又要求额外支付5000元出庭费。王某要求查看律师执业证书时，对方始终回避。直到法院揭穿其身份后，王某才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
很多老百姓并不清楚，我国的法律服务市场上除了律所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外，还包括法律咨询公司。根据国家规定，律所可提供包括担任法律顾问、诉讼代理、刑事辩护、调解和仲裁活动在内的全方位法律服务，而法律咨询公司只能提供法律咨询、草拟和审查法律相关文书等非诉讼类服务。
现实中，由于以律师身份服务客户更易获取客户信任，因此，法律咨询人员冒充律师、法律咨询公司冒充律所，曾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为了误导客户，不少法律咨询公司在外观上大做文章：有的靠装修营造“律所”感，有的故意开在律所旁边，甚至和律所拆分共用办公场所，以此制造“本身就是律所”的假象。“还有一些法律咨询公司私下与律所签代持协议，入股或控股律所”。中国法学交流基金会智慧法务专项基金主任、中国司法便民平台联席主任金为铠称。
根据律师法和《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律所的合伙人必须是具有律师执业资格且符合特定条件的律师，非律师无法参与合伙或成为股东。金为铠表示，私下控股律所这种通常操作隐蔽，明面上看不出来。
线上更是冒充律师的重灾区。今年7月，被14万粉丝追捧的“美女网红律师”西绿涉嫌诈骗被警方刑事拘留。她被揭露从未通过法考，更无律师执业资格，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假律师，却在上海某律所担任“高级合伙人”长达半年之久。她发布的视频内容看起来专业十足：法庭记录、律师工作日常、法律知识讲解一应俱全。但事后证明，这些内容全系摆拍伪造。
河北某法律咨询公司总经理武英杰表示：“2024年线上法律咨询最热门的时候，一个直播间里，主播负责和网友聊天，旁边坐着一位律师，这位律师可以什么都不干，只要写上他是律师，就会有大量网友涌进来咨询。”之后一些短视频平台对此类现象进行了整治，不再允许法律咨询公司进行推广投放。但目前仍有一些公司在打擦边球。记者在短视频平台上随意点开一个法律咨询公司的账号，主播穿着与法官袍类似的衣服，背景酷似法院陈设，威严庄重。“这种百分百不是律师。”武英杰称。
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武汉市律协律师参政议政促进委员会委员柴欣告诉记者，“其实分辨真假律师很简单，可在全国律师执业诚信信息公示平台上查询，但大多数老百姓都不知道这个方法。”
灰色操作藏着多少坑
虚假承诺是一些法律咨询公司惯用的获客招数，他们最直接的话术是“包赢”“欠款包要回”，还有部分公司有“7天至14天快速结案”“交通事故理赔100%全额到账”等明显违规的承诺。
今年9月，湖北麻城的李某通过某法律咨询公司维权，对方宣称“95%胜诉率”并收取3980元服务费，在仅提供一份诉状后却并未跟进案件。李某自行出庭败诉后，该公司仅退还800元。法院认为该公司系虚假宣传，后经调解，该公司退还了全部费用。
最近，柴欣还接触到一位客户。这位客户遇到的法律咨询公司竟伪造法院文件，以法院名义发给客户，称保全至关重要，催其办理。“可实际上，要保全的对象早已是老赖，这时候做保全，根本什么都保不到。”除伪造文件外，甚至有公司打着“跑关系”的幌子，向客户收取各类“运作”费用。
按照规定，法律咨询公司只能开展法律咨询业务，但咨询费收入有限，进行案件代理及诉讼才能收取更高的费用，于是不乏法律咨询公司打着“免费咨询”的旗号接案子，再把案子外包给律所。
“为了赚钱，一些法律咨询公司不会主动化解矛盾，反而刻意推动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全国各级法院结案超过4500万件。金为铠称：“不少法律咨询公司成为了矛盾制造者，助推案件数量大幅上升，造成司法资源严重浪费。”并且，向客户收取的打包费用大部分被法律咨询公司拿走。武英杰称：“一些不合规的公司打包收客户5万元，可能最后只给律师5000元出庭费。甚至在二三线城市，1000元就能请到律师开庭。一些新入行的律师没资源，给1000元也愿意出庭。”
知名大所的律师，同样是法律咨询公司想要发展的对象。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于扬舟表示，曾有法律咨询公司找他合作，承诺给予较高分成和一定数量的案源，他没有同意。“全国多地已明确禁止律师与法律咨询公司合作，北京朝阳区律协也明确不提倡律师与第三方机构开展案源合作。”
如今，江西、湖北、广东等地律协明文规定，律师不得与法律咨询公司开展合作。8月6日，武汉律协官网公布了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因与法律咨询公司不当勾连，湖北山辉律师事务所被湖北省司法厅吊销执业许可证。11月7日，南京律协公布了三起会员与法律咨询公司合作的典型案例，相关律师和律所因此受到行业纪律处分。
下沉法律服务市场的需求
截至发稿前，记者在“天眼查”以“法律咨询”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正常经营状态的企业有56万余家。这一数字远超当前全国4.5万家律所的规模。根据北大法宝公布的数据，2020年至2024年10月17日，新成立的法律咨询公司超过了33.2万家。
在金为铠看来，市面上涌现出如此多的法律咨询公司，恰恰说明有大量法律服务需求未被满足。“原因有几方面：一是律师不能做商业广告推广，往往坐等客户上门，而法律咨询公司没有推广的限制；二是客户渴望即时、有亲和力的专业服务，对现有律师服务并不满意，而法律咨询公司专门设有客服岗位，在服务态度和情绪价值供给上更有优势。”
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咨询公司也填补了传统法律服务的空白。于扬舟表示，他们可以承接个人“小额高频”的法律需求，如个人租房、劳动纠纷、消费维权等业务，标的小、付费预期低，律所的高价服务覆盖不了，法律援助又有特定群体限制。“这块业务正好成为法律咨询公司的切口，推出几十元到几百元的按次咨询、文书审查服务，能让普通人获得专业建议。”
他称，法律咨询公司还能承接中小微企业“日常合规”刚需。“90%的中小微企业没有专职法务，劳动合同、合作协议审查等高频需求，与律所的高端商事服务并不匹配。而法律咨询公司通过数千元的年度顾问套餐，提供轻量化合规支持，帮企业规避日常风险，带动了下沉市场的法律服务。”
青海某法律咨询公司负责人赵海林表示：“在青海，企业全年的法律服务费用，普通律师一年要收两三万元，名气大的要四五万元，而我们现在的收费基本都在1万元以内。”
于扬舟认为，法律咨询公司能弥补律师地域分布的失衡。“70%的律师集中在一线及省会城市，县域每万人拥有的律师不足一人，而法律咨询公司依托本地化服务特点，正好能填补县域基础法律需求的空白。”
安徽某法律咨询公司负责人朱文斌表示认同：“开法律咨询公司的地方，大多是律师资源匮乏的区域。我们安徽除了省会，其他地级市的律师可能只有几百名，但小微企业却有二三十万家，律师根本服务不过来。这些小微企业有法律服务需求时，既没有合适的渠道，选不到合适的律师，也没那么多预算。”
“我们其实也在做普法工作。”赵海林说，“很多小微企业不懂法，也不知道怎么规范合同，遇到债务纠纷更是不知道该怎么维权。我们每个月都会给这些中小微企业免费开法律讲堂，讲解用工风险，还有如何防范后续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实话说，我们做的这些事挺有意义。”
另外，法律咨询公司也给没通过司法考试的法学专业毕业生提供了广阔就业平台。“我们现在招的工作人员，包括客服，所学专业都和法学相关，还有很多法学毕业生来我们这儿实习。他们大多是因为司法考试没考好，就业渠道比较窄。”
破局之路在何方
经过几次专项行动，赵海林感觉十分焦虑：“现在法律咨询公司都快成了‘过街老鼠’。不合规的公司固然不少，但不能因此就抹黑整个行业。毕竟还有很多合规经营的，也有一些以前不懂合规、现在想往合规方向走的公司。”
江苏省律师协会副会长章进指出，目前，法律咨询公司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专业监管。律所需由司法行政部门审批设立并接受其监督管理，律师由律协监管，而法律咨询公司作为一般企业，主要由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监管。法律咨询公司没有专属行业规则，只能适用公司法、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通用性法律；惩戒力度也不足，一些公司违规后换个马甲重新注册就行。
他认为，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监管体系如何建立、监管手段如何完善、法律法规如何健全，仅靠几次专项行动远远不够，需要从整个监管体制入手，把合规要求转化为日常规范。应该控制法律咨询公司的数量规模，实行前置许可，这样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法律服务行业关系着社会稳定。律师一句话能影响很多人，而法律咨询公司里有人冒充律师说的一句话，又会影响多少人？”金为铠也建议，在给相关公司核发营业执照前，增加前置审核。比如，要求公司有多少名法学专业毕业的员工、有多少比例的员工应该具备法律相关工作经历。“法律咨询公司有部分业务和律师业务交叉，所以要定期对其员工开展职业培训。”
于扬舟认为，要鼓励他们做企业合规、合同审查等非诉讼业务，可与律所协作转接案件；监管部门要用大数据监测法律咨询公司的高频代理诉讼异常行为，给予风险企业“红黄牌”预警；合规者入“红名单”享扶持，严重违规者进“黑名单”，限制准入、公开曝光。
章进认为，平台也需承担责任，净化网络环境。“平台对法律咨询公司的监管不能等同于一般公司，平台对入驻的法律咨询类账号要开展资质审核，日常监管也需更加严格，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行业乱象。”
来源｜《法人》杂志
审核｜白馗 王婧 渠洋
校对｜惠宁宁 张雪慧 张波
编辑：张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