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伦敦奥林匹亚展览中心在耗资13亿英镑改造后重新开放,预计年接待350万访客。巴黎大皇宫修复后也将迎来巴黎艺术博览会。
大体量地标的再生,是当代城市发展中最具戏剧性的叙事之一。一个废弃的发电站、一条荒芜的高架铁路、一座沦为“建筑废墟”的广场……当那些曾经的城市象征陷入衰败,应如何将其唤醒?
城市地标建筑的更新改造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它们之所以成为地标,往往因为其承载着城市的集体记忆和空间坐标。
当它不再适应原有功能,或者物理状态趋于衰败,随之而来的更新改造面临多重约束:既要保存历史价值,又要满足当代使用;既要引入资本以维持运营,又要避免公共性被商业逻辑吞噬;既要尊重原设计意图,又要回应技术、气候和无障碍的新要求。
全球范围内,这类实践有成功,也有失败,更有许多介于二者之间的复杂案例。
强化公共属性
伴生绅士化问题
城市地标新生的常见路径之一是强化公共性,把大体量、强象征的空间转化为免费或低成本向公众开放的场所。
伦敦泰特现代艺术馆做了成功尝试。其前身是泰晤士河南岸的班克赛德发电站,20世纪中叶开始运行,1981年停止使用。发电站体量巨大,中央涡轮大厅长逾150米,高30余米,难以改造为常规商业或办公空间。
1994年,相关机构决定将其改造为现代艺术馆,设计师保留其工业尺度,将锅炉房和机房转为展厅。2000年开馆后,这里迅速成为全球参观人数最多的现代艺术馆之一。数据显示,疫情前的多数年份观众量接近或超过500万人次,远超最初年接待约180万人次的预期。
泰特现代艺术馆成功的关键,首先在于功能选择的恰当。艺术展示需要大尺度、灵活、无柱空间,而发电站的工业结构恰好提供了这种可能。其次,涡轮大厅被特意保留为免费进入的大型公共空间,不设门票,也不强制消费。这种做法使一座原本封闭的工业设施转化为开放的公共文化容器,保证了地标重生的公共属性。2016年,新馆“开关房”开放,新增约60%的展览面积,进一步强化了其作为国际艺术枢纽的地位。
然而,艺术馆的实践并非没有争议。它的成功带动了南岸地区房价和商业租金上涨,周边社区的社会构成发生变化,部分低收入居民和小型文化机构被迫外迁。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文化主导的绅士化。泰特现代艺术馆通过免费入场和公共项目部分抵消了排他性,但并未完全解决地价溢出问题。由此看来,地标新生若仅以文化机构为中心,而不配套可负担住房和社区保护政策,公共性仍可能被资本逐步侵蚀。
著名的纽约高线公园面临同样的褒贬之声。它利用曼哈顿西区一段废弃的高架货运铁路,改造为线性公园。1980年铁路停止运营后,高架结构一度面临拆除。1999年成立的“高线之友”机构大力推动其改造,如今,高线公园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成为纽约最受欢迎的公共空间之一。
值得关注的是,高线公园改造进程中没有把废弃基础设施视为城市伤疤,而是将其转化为稀缺的步行景观廊道。设计保留了部分原生植物和铁轨遗迹,同时加入座椅、观景平台和公共艺术空间,在密集城区创造了连续的步行体验,以小尺度和轻干预方式激活城市片段,而不必迷信于过度依赖大型商业综合体。
与泰特现代艺术馆相类似的是,高线公园周边也出现了绅士化问题。附近新建大量高端公寓和酒店后,原有的低租金艺术空间和小商户快速消失。研究报告显示,高线公园周边地价和房价增幅明显高于曼哈顿平均水平。一个原本以社区倡议为起点的公共空间项目,逐渐成为高端地产的卖点。
如果更新只服务于游客和资本,而排斥原有社区,其长期合法性就会削弱。公共空间本身的成功,并不自动导向社会公平,地标新生的同时如何应对周边社区的租金压力、完善就业机会和公共设施供给,成为新的课题。
历史遗产更新
与功能重构兼容
悉尼歌剧院是20世纪最具识别度的建筑之一,但它的建造史充满冲突。设计师甚至因成本超支和各方压力于1966年辞职,1973年歌剧院才正式开放。长期以来,音乐厅的声学缺陷、后台空间不足和游客流线混乱饱受批评。由于建筑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任何改造都受到严格约束。
2003年,原设计师被重新聘为设计顾问,与悉尼歌剧院信托共同制定“设计原则”。此后的一系列更新,包括接待厅、柱廊、外部木甲板和音乐厅改造,均以其原设计意图为准则。
据悉,2022年完成的音乐厅更新耗资约1.5亿澳元,改善了声学、舞台机械和无障碍设施,同时更换了座椅和观众席布局。整个十年更新计划从2013年开始,总预算最初约2.73亿澳元,后因项目范围扩大增至约3亿澳元。公众和专业人士均对更新后的音乐厅声学给予正面评价。
从悉尼歌剧院的实践可以看出,世界遗产地标并非不能更新,关键是找到一套被各方认可的遗产管理框架。设计原则明确了哪些元素不可改变,哪些可以调整,使工程决策避免陷入无休止的争论。
柏林国会大厦的更新,则展示了历史地标如何通过设计介入重建社会象征。原帝国国会大厦建于19世纪末,经历1933年火灾、二战破坏和两德分裂期间的边缘化。两德统一后,德国联邦议院决定将国会大厦作为议会所在地。诺曼·福斯特的改造方案保留了厚重的石砌外墙和历史层叠,包括二战期间苏联士兵刻在墙上的文字,同时在建筑顶部重建了一个可进入的玻璃穹顶。
它没有将历史建筑修复为静态纪念物,而是通过新的穹顶和公共流线,使历史与当代政治生活相互叠加。保留战争痕迹,同时以当代材料和结构明确区分新旧。
1999年完工后,国会大厦穹顶成为柏林最受欢迎的公共参观地之一。公众可以沿螺旋坡道登上穹顶,俯瞰议会大厅。玻璃结构不仅提供自然采光,也象征政府决策的透明性。
公共资金
投入须有边界
城市地标新生的成败,最终不在于建筑是否重新获得人流或商业收入,而在于它是否解决了公共价值、遗产真实性、财务韧性、社会公平和长期运营之间的平衡。任何一个维度的缺失,都可能使表面的成功在数年之后变成新的问题。
德国汉堡易北爱乐音乐厅的建造过程贯穿着财务问题的争议。项目利用港口区一座旧仓库Kaispeicher A作为基座,在其上建造波浪形玻璃音乐厅。工程2007年启动,原计划2010年完工,预算约7700万欧元。由于工期拖延、施工争议和设计变更,实际到2017年开放时,总成本约8.66亿欧元,其中汉堡市政府承担约7.89亿欧元。公众对此颇有怨言。
音乐厅开放后,迅速成为汉堡的文化磁石。首年参观人数约450万,其中大量为免费进入广场和观景平台的游客,并非全部为音乐厅观众。音乐厅声学设计受到广泛好评,带动了港口新城的人气和旅游收入,部分消解了此前的争议。但最终的运营成功,并不能抹去过程中公共资金严重超支的事实,投入如何更有边界,同样是项目成功的要素之一。(解放日报记者 彭德倩)
编辑: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