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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环保重用日”系列活动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市集形式登陆上海、广州等地。许多消费者第一次体验到了重新使用日常物品带来的美好与创意。资料图片
位于青浦区清河湾佳苑小区的“沪尚回收”惠民服务点助力居民重新认识可回收垃圾的价值。居民可根据可回收物的具体种类和循环利用需要，提升分类的精细化水平。资料图片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满6年了。多年努力换来更绿色、更环保、更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上海深入人心，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前来学习交流。
上海垃圾分类有哪些阶段性成果值得引以为傲并持续深化？哪些方面需要继续努力、攻坚克难？
爱芬环保联合创始人郝利琼与记者分享了她对上述话题的观察与思考。
社区主导是关键
城市周刊：爱芬环保是一家专注于推动社区垃圾分类的社会组织。十余年来，你们在实操中形成的一系列经验、方法，得到了政府相关部门的认可。近两年，你们还推出了“加分计划”，带领外省市同行走访上海社区垃圾分类现场，推动相关经验的分享与讨论。在此过程中，外省市同行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郝利琼：他们问得最多的问题是：在上海，最早扎实推进垃圾分类的小区已坚持了十多年，至今依然如常运行，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也就是说，基于实践经历，他们已经意识到，垃圾分类的最大考验来自能否坚持，若想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靠一时的动员和热情是不够的。
面对他们的好奇和疑惑，我们觉得最好的回答就是邀请他们实地走访一番，亲眼观察上海的市民是否真的在认真、持续地分类。
在最近的一次走访中，参加“加分计划”的外地同行早上6点就自行在宾馆附近的小区溜达，在垃圾房附近悄悄观察。他们不敢相信的是，在所到的小区里，每天真的有那么多人在认真地做垃圾分类这件事，白天黑夜任何一个时段都未曾懈怠。
城市周刊：能实现这一状态，背后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郝利琼：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各方找准定位，做好各自本分。垃圾分类本质上是社区的事，如果能够以社区为单位形成“社区主导型”分类模式，大多数情况下就能把垃圾分类这件事坚持得不错。
首先，垃圾分类一定不是一个倚赖外部组织单打独斗推动的项目。其次，垃圾分类必须由社区内部的人（涵盖居委、物业、业委会、志愿者）牵头讨论、规划、执行、持续调整。大部分情况下，垃圾分类是一项全社区的公共事务，是和整个社区的运行机制融为一体的。垃圾分类与整个社区的运行机制融合得越充分，就越有可能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居民集体行动。
在这个过程中，来自外部的组织（如政府、社会组织、第三方企业等）的角色也很重要，但他们是支持者、助力者，真正的主力始终是社区和居民。支持者、助力者可以带来信心、方法论、资源和技术，可以陪伴居民一起把垃圾分类这件事做得更细致、更完善、更易转变为日常习惯，但决不能取代社区和居民发挥主体性角色。
主力始终是社区自己，是天天生活在这里的居民、物业、社区工作者。他们才是垃圾分类真正的责任人和执行者。
以小事带动大局
城市周刊：作为“加分计划”实地走访的重要组成部分，你们还带外地同行走访了上海一些在社区营造方面做得不错的标杆。类似的安排想传递怎样的工作理念和方法？
郝利琼：在我们与外省市同行交流的过程中，他们问得第二多的问题是：垃圾分类的推动会不会给社区、物业带来很大的执行压力？
确实，在初期的磨合期中，社区、物业大都会面临巨大的执行压力。居民抱怨、工作量增加、流程不顺，社区、物业是顶着压力闯的第一道关。但在我们接触的案例中，只要大家愿意先把这件事作为一个阶段性重点来做，真正把心沉下去，保持耐心，一件一件事情落实下去，不多久就会发现垃圾分类工作流程的理顺，还能反过来带动整个社区其他日常工作的改进和协同。
我们在多个小区见证过很有智慧的社区工作者，把垃圾分类转化为一个“引擎”般的存在，借着这件事，社区内部积压已久的楼道堆物、公共空间乱停车、物业费收费难等老大难问题都得到了意想不到的解决。
当居民们通过垃圾分类这件事看到社区工作者真的在做事、在用心地做事时，他们齐心协力配合各项社区工作的积极性也明显提升了。
几年坚持下来，社区工作者的群众基础更好了，遇事与居民、物业有商有量、携手共进，居民、物业之间的沟通更顺畅了，更懂得基于换位思考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很多难题迎刃而解。
这个过程本质上完成了一场社区生活方式的变革。这场变革的“生命线”正是每一个居民、每一个物业工作人员、每一个社区组织者以及工作者的共同参与。
城市周刊：在国外垃圾分类做得较好的城市、地区，垃圾分类大都靠有效的机制、体制、市场参与来推动。其中，垃圾付费不失为一种靠法律强制驱动、规范垃圾分类行为、促进垃圾从源头上减量的有效手段。关于这点，您可以多谈谈吗？
郝利琼：是的。垃圾分类要算经济账，通过政府高投入来推进垃圾分类并非长久之计。
几个月前，一些深入垃圾议题探研多年的社会组织伙伴在专题讨论中表示，一些地方垃圾分类推动不下去最根本的原因是：居民认为扔垃圾不要钱，想扔多少扔多少，分类没有好处，不分类没有坏处。我国很多城市没有垃圾收费制度，或者即便有收费，价格也过于低廉，完全无法覆盖垃圾清运处理的基础成本。
要想突破上述困境，国外比较常用的“垃圾随袋征收”制度值得研究。在类似的制度设计中，居民的家庭垃圾一般需要分成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厨余垃圾和可回收物可以用自己的袋子或容器装，然后进行投递。由于这些垃圾可以回收和变废为宝，所以政府采取了免费收取的政策。除此之外的其他垃圾则需要在投递前装入指定的专用垃圾袋。一个袋子的价格大约在人民币5角到2元之间，相当于居民需要为这些垃圾的处理支付的费用。
有了这样的机制，居民分类的动力就很强了。基于理性决策，居民一定会遵循相关的规范，把所有的厨余垃圾和可回收物单独投放，与此同时，尽量减少其他垃圾的总量，减少付费垃圾袋的使用。
在条件更成熟时，我们希望类似的机制、体制也能在我们身边得到试点，助力垃圾分类筑牢根基。
垃圾减量的难点和希望
城市周刊：在上海市民中间更有效地推进垃圾的源头减量，您有何建议？
郝利琼：有效的推进举措至少可以包括：持续跟踪研究上海市民生活垃圾的构成及其分类处理成本；持续跟踪研究垃圾离开小区以后的“全生命过程”，思考使其更高效地流向可循环利用的办法；持续引导市民形成绿色环保的生活理念，鼓励青年一代在绿色环保领域持续挖掘可能的创新创业机会。
有数据显示，在当下上海的垃圾构成中，塑料占比达44%。在垃圾焚烧产生的碳排放中，塑料的贡献率达97.6%，是最大的碳排放源。这里所说的塑料，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每个上海市民日常生活中“贡献”出来的一次性包装物等低值塑料。
自从看到类似的数据，我个人受到的触动是蛮大的，启发我在日常生活中做更细致的分类，先把低值塑料分出来、收集起来，然后想办法把它们送到有效的回收端。
城市周刊：您强调了要“想办法”，说明低值可回收物的分类、回收流程还不是特别顺畅，相关流程的实现尚未进入足够便利的状态。
郝利琼：一开始，我会把家里收集起来的低值塑料清洗、整理、归并，打包好送到我们小区负责打理垃圾箱房的保洁员那儿。有那么几次，总感觉保洁员收到了这些东西后有些为难，犹豫片刻后还是把它们放到干垃圾里面去了。后来我明白保洁员之所以这样处理，是因为这些塑料制品的价值确实太“低”了，以至于没有专门的回收端口愿意接收。
好消息是沪尚回收在全市范围的小区内布设了点位，回收物涵盖了旧衣物、塑料制品等低值物品。我们小区也设了点。我自己在家产生的一次性包装盒、旧衣物、零碎纸张等都可以进行投递，并能得到相应的小额现金回馈。一个困扰我已久的难题终于破解了，我非常开心。
这道难题的破解价值在于：低值回收物的价值终于被看到，而有了沪尚回收等企业的重视和兜底，它们将有望得到更好的处理和重复利用。
城市周刊：前不久，爱芬环保参与了国内首个聚焦“重复利用”的跨区域公益项目“环保重用日（市集）”，还把2018年开始在社区推动的洗衣液零拷活动带到了现场。
郝利琼：没错，在“环保重用日（市集）”现场，云集了类似爱芬环保这样的社会组织和年轻创业者，有志于向公众传递“减量”“重复使用”“回收利用”的绿色生活理念。
活动现场的参与者们热情高涨，这让我们看到：随着减塑、少浪费甚至零浪费等环保消费新概念的兴起，随着“散打”“零拷”商店、回收各种可循环利用配件的商店在各个城市出现，消费者的消费观、生活观正在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绿色环保、垃圾减量不仅不会降低经济活力，反而会带来社会创新，推动新经济形态的萌发，孕育青年一代新的事业发展机会。
如果我们可以将垃圾分类事业的推进与上述新机会结合起来，不仅可以深化人们的环保意识，更预示着人们共同迈向更美好、更健康、更绿色生活的新道路。（记者 柳森）
编辑：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