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治理如何出细活？

据去年公布的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成都正式进入全国超大城市行列。全市常住人口2093.78万，成为重庆、上海、北京之后，全国第四个人口超2000万的城市。今年，“超大城市治理达到新水平”被写进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成为今后五年全市工作的“六新”奋斗目标之一。

当城市的空间布局和科学规划、环境保护、人口流动、交通出行、安全防控等一系列城市治理中的要点被“细化”为市民身边的学校、医院等公共资源配置是否得当，人们日常必须面对的是阳台雪山还是雾霾天气，“打工人”每天上下班是奋斗在路上还是在路上奋斗，以及对每一个人都至关重要的社会治安、疫情防控、生命安全是否能得到有效保障等一个又一个多元又具体的诉求，成都的超大城市治理如何进一步围绕市民意愿，贴近市民需求，为市民提供更加精细化、个性化、多样化的精准服务，将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市民可感可及的现实体验，全面彰显“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鲜明主题和价值追求呢？昨日，刚完成了成都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改革创新成效调研与决策咨询课题报告的成都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孙阳，向记者介绍了他的研究成果并分享了他对这一问题的观点。

人口众多　城市管理、社会综合治理和社区服务头绪多

锦观智库：超大城市的城市治理有哪些特点？和非超大城市相比，其城市治理是优势大一些还是难度大一些呢？

孙阳：不同城市由于规模的不同，面临的治理难题也各不相同。城市规模小，在解决难题上就相对容易一些。城市规模大，治理的难度也就更大。尤其是作为超大城市，人口众多，市民的诉求纷繁复杂，城市管理、社会综合治理、社区服务头绪多，困难较大。

但是，超大城市的治理优势更为明显，具体表现为对外交往更加便利，超大城市往往同时是国际经济、科技、文化、交通等交流中心，参与全球化进程更加便利；牵引带动能力更加突出，超大城市往往是区域政治、经济中心，发挥着区域龙头和牵引作用，对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带动能力强；自身发展优势更加凸显，随着经济和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产业和人口不断向优势区域集中，超大城市经济社会高度发达、公共服务高度集聚、创新活力不断增强、基础设施更加完善。

四条经验　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依法治理和智慧支撑

锦观智库：您认为超大城市治理的关键和路径是什么？

孙阳：超大城市治理的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本国国情，能否顺应发展趋势，能否获得人民支持，能否带来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民生改善。总体而言，人民群众是城市治理的最大受益者，也是城市治理实际效果的最终评判者。坚持人民至上，不断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应该是超大城市治理的“根本”。具体来看，我们通过对北京、上海、深圳三座超大城市在空间治理、基层治理、网络治理、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治理理念、方式、手段进行研究分析后总结出了4个维度的主要做法。

一是要系统治理。城市治理除了社会建设以外，还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这些内容和要求，说明城市治理不是单一的治理，而是系统的治理。北京市“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建立了一个协同治理机制。基于这个工作机制，条条块块上的部门合作解决街乡、社区遇到的重要问题。这个机制的关键是，街乡社区的“吹哨”，多部门综合执法，条块之间基于综合执法平台加强了合作，党建引领下的政府、企业、社会等多元主体合作提高了基层治理能力。

二是注重源头治理。将治理重心细化到城市社区、农村、厂矿、车站、码头的每一个角落，用网格将人群分区，将服务具体化、专业化，将社会组织培育扶持为治理主体的一员，用法律法规引导社会组织正常开展活动，发挥最大作用，明确社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权利及义务，自我发展、自我治理，在基层形成庞大的社会治理网格体系。比如深圳光明区在全国首创的“家门口的群众诉求服务站”，举全区之力下沉资源，246个服务站覆盖全区所有社区，各个政府职能部门协同，构建法律服务、心理服务、帮扶救助、投诉建议等“五大服务”，形成一个有共治梯次、共建机理、共享格局的“基层社会治理圈”，在家门口为老百姓排忧解难，智慧化管理让群众不跑腿，实现“群众诉求服务不过夜”，将基层社会治理做成了老百姓欢迎的基层社会治理样本。

三是坚持依法治理。超大城市面对的是复杂的城市治理环境，只有通过法治才能为社会稳定和谐、经济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提供基础保障。比如深圳市积极探索超大城市安全发展新模式，以“系统化、前瞻化、精准化、多元化”为目标，推进科技智能与风险评估相结合，完善应急预案的编制与管理体系，推动基层应急管理网格化，在应急管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显著成效。这方面，成都市也创新建设社区（村）法律之家约3000个，将法治触角有效延伸到社区乡村、居民院落，逐步实现了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从“有没有”到“好不好”，再到“触手及”的转变。

四是强化智慧支撑。从数字化到智能化进而到智慧化，是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通过智慧赋能，让城市治理更敏捷、更科学，让城市更聪明，更智慧。比如上海浦东新区充分发挥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城市运行“一网统管”的建设先发优势，为提升社区治理科学化、精准化、智能化提供强有力支撑。浦东新区率先打造“区城运中心+街镇分中心+居村联勤联动站”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覆盖、全天候、全过程的城市运行综合体系。第一时间排摸隐患、预判预警、快速处置，最大限度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于精微处　成都超大城市治理的“细活”要落在四方面

锦观智库：您认为成都作为超大城市新军，当前城市治理现状如何？针对这一现状尤其是存在的问题，未来应该如何进一步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呢？

孙阳：作为超大城市，成都综合实力强劲、创新具有活力、生态绿色宜居、文化软实力突出、民生服务基础完善，这些都是我们在城市治理方面具备的优势。但同时也要看到，成都面临着城市发展单核集聚效应突出；人口空间分布不均衡，中心城区人口密度高，人口纾解难；居住、医疗、教育、文化服务等公共空间品质有待进一步提升，城乡公共空间资源配置不均衡；智慧治理能力不足，智慧系统联动处理能力不强等问题。面对这些挑战，对比和参考刚才提到的其他超大城市的治理经验，建议可以从4个方面发力，加快成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一是把握超大城市治理规律，提升关键治理的能力。适当降低超大城市中心城区开发强度和人口密度，科学规划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有序疏解中心城区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专业市场等功能和设施以及过度集中的公共资源。提高城市总体经济密度，实现全域范围空间均衡，制定多层嵌套的大都市圈空间规划方案，建立和完善郊区新城（卫星城）的公共服务体系，以实现非核心功能疏解，进而实现公共产品在更大范围的优化布局。全面提升城市安全防控水平，强化城市公共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城市风险评估和应急管理制度，提升自然灾害预警和防范应急能力等。

二是完善“微网实格”治理体系，筑牢城市精细治理基础底板。用好党建引领“微网实格”社区治理机制，推动机关党员干部、国有公司人员常态化下沉网格、支援社区，发动社会组织、志愿者组织、群团组织、社会企业融入网格，鼓励党员骨干、专业社工、热心居民主动参与，形成多元共建共治，成果共享的局面。建立多元联动的沟通协调体系，及时倾听民声，收集民意，做到“群众呼网格应、网格呼社区应、社区呼上级应”，将工作改进在基层，矛盾化解在一线，加强“微网实格”在为民服务、疫情防控、安全应急等多元场景的应用，为推动城市治理精细化、群众服务精准化提供基础支撑。

三是加强重点人群关爱，让城市治理更有温度。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加强对各类重点人群的关注关爱，让城市生活更安心，人民生活更放心。“兜住”高龄老人群体，扩大民政救助对象政策覆盖范围，健全政府兜底、社会关爱、邻里互助、专业救护相协调的关爱照护模式。“管住”未成年人群体，构建家、校、医、社四位一体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对未成年人心理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护住”失能失智群体，支持社区引入专业社会组织为失能失智人员提供上门照护服务，鼓励为精神障碍患者购买肇事肇祸社会责任险、为失能人员购买长期照护险。“守住”特殊敏感群体，联动专业社会组织、社工站、志愿者做好“一对一”帮教，针对性提供就业岗位和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其更好地融入社会。

四是强化智慧应用，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通过“智慧蓉城”建设建立问题导向的治理模式，拉近政府与市民的距离，从技术应用、流程再造、部门合作角度破解城市治理的难题，促进政府形态转变。完善城市运行感知系统，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智慧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土地规划出让条件，运用市场机制引入多元市场主体实施城市智能化改造，逐步实现城市运行情况全时段采集、全口径汇总、系统化分析、智能化运用。拓展城市治理智慧场景，引导行业部门开发远程医疗、远程教育、交通出行、社区服务等智慧化应用场景，推动智慧手段在人民群众关心领域深度应用。（孙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