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证经济”的实施过程上来看，最大的难度就是参与者的“粒度”设计。所谓“粒度”就是系统识别的细致程度，从之前的“区块链市场”来看，由于其维度的提升，并以政治为基础，其容量已经不是问题了，任何一个公民，均可以在一座“数资城市”内注册自己的“城市纳税ID”，并完成系统登录，如果“物权有效性的判断”稍加宽泛，每个人的私有物权均可以顺利地区块化，从而获得“城市纳税ID物权”区块。从这个层面上讲，发行物权资产（不是DPOI）要比去合伙一个公司要简单实惠。但是也正是这样的“粒度”设计，很可能会导致由此产生的“数证经济”很难实现预期的收益，更有甚者，连启动都会很难。

我们看到了亚马逊的部署，它的整体战略和我们类似，但是在“粒度”的选择上却使用了非常精细的“粒度探查器”。

也就是说，亚马逊在完成它的估值系统建设的同时，对“资产思想”的准入机制，制定一个非常完备的引擎组件。

首先，亚马逊将资产属性做了区块链拆分成数据、物权、开发者，并给予了一个资产套件系统，包含亚马逊云、亚马逊电商和基于谷歌AI的SagaMaker。

从这套东西我们可以看出，任何单一的资源，包括商家、企业、（数据）资本、独立的人力资源均不能独立地形成数据资产DPOI，也不太能直接形成“数证经济估值”。每一个单独的资源，都必须调用亚马逊的根服务资源，才能形成一个完整“区块数据资产”。

例如物权持有者，即亚马逊电商的客户，需要叠加开发者的开发能力，才能在“亚马逊区块链”内重新发行数据资产；而数据分析师或纯数据企业，不许锚定亚马逊物权资源，才能形成DPOI，独立的数据分析不能进入亚马逊区块链，只能徘徊在SaaS的范畴；开发者具备AI设计能力和计算机编码能力，甚至具备区里的区块链市场搭建能力，但是亚马逊选择的开发者本身没有任何数据源和实体物权资产，因此，开发者要想接入亚马逊区块链，就必须与物权和数据进行链接。

亚马逊将资产拆分之后，形成了一个“看似合作其实是制衡”的初级区块链模型，即三方资源必须在与亚马逊DPOI握手之后，才能获得以亚马逊为中心的其他资产的链接。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学习的模型，或者说，亚马逊的朴素的智慧，为全球的区块链资产合作提供了“粒度模型”。

“中国链”中的自由基加密，和亚马逊的资产“粒度模型”是一致的。这种粒度模型屏蔽了两个不能要但又很普遍的劣根思维：

1. 我拿物权发行了，就能等在家里收钱了；

2. 开发区块链不如当“网红”。

其中第一个劣根思想，在我们的民众中普遍存在，我们称之为“甲方思维”，就是我拿出东西了，我为大。遇到这样的思想，“物权数字化”平台将会屏蔽其任何物权，进入系统。因为这样的思想之于数证经济毫无价值，如果我们真的需要他的物权，花钱买了就好，没必要将其资产化，在后续的章节中，有针对该类物权的对策。

第二种思维属于个体劳动力投机型思维，其并没有正确地认识到个体劳动与资产之间的映射关系，更不懂得什么是合伙，这样的劳动力，即便“很红”，也不能被“物权数字化”系统所识别。

以上两类思维，第一个可以去淘宝，第二个可以去抖音。但是即便是淘宝和抖音都搞区块链，这两类思想也很难进入其核心资源库。

可以看出，亚马逊的制衡策略，会产生朴素的合伙理念，大家的目的是平等的合作，发行有效的数据资产。在这样的思路下才能实现：

• 物权可以调用所有开发者

• 开发者可以调用所有物权的区块链拓扑

接下来，我们再深入，分析一下，能够进入数证经济的物权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属性。

我们先来拆分一下“物权”这个词，即拆成“物”和“权”两个部分。

• “物”是产品，客观存在

• “权”是归属，是一种客观决策

从经济的效率值看：

经济的循环来自“权”是如何支配“物”的，同时经济循环的熵值也来自“权”对“物”的不和谐支配（自由基）。例如：个体支配自己的收入，只要是合法的都是可以的，但是产生的浪费却无法避免，例如食物的浪费、碳排放的过度、投资的领域不是国家需求等。

所以，传统经济的发展就是制定“物”与“权”之间的策略。此时，即便是在传统经济中，个体劳动力也被归入“物”的范畴，只是划分了一个独立的市场—劳动力市场。

当我们从以上的角度解读“物权”之后，你的资产思想应该能够得到一次有效的扩展。此处我们给本书的读者一个我们总结到的和资产相关的规律：

从我们针对近十年的财富流向和资产掌舵人的分析来看，资产认知宽度越宽的个体和企业，获得的财富增幅越来越快。到了2019年，这种现象增长得尤为明显，同时，国家宏观调控的方向，也从单一的原始土地投资模型向多维资产发行层面升级。

国家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发展科学技术以及环保、乡村振兴等带有很强的智慧思维模型的经济引擎，正在成为新经济的有效抓手。

在本书的开篇，我们就给出了“物权数字化”是“物权资产化”的一个实例，也就是物权成为一种新资产的发行模型，在经过以上章节的铺垫之后，我们再从思想层面，达成一个“物权数字化”的高维共识：

“数字化”资产发行过程，是一个对“物”和“权”的重定义过程。其采用一套全新的估值体系，将传统“物”和“权”形成的资产态，进行了封装，并安装上了“开发接口”，即允许针对其进行

• 多线程合伙

形态的开发，开发的结果是“区块链”，其可以在“区块链市场”内形成价值流动，并产生收益分配。从传统物权的视角看，即数字化之后的物权，可以在一个新的阈值系统内，形成新的“物”和“权”，我们可以称之为“数证经济物”和“数证经济权”。

这个共识，不仅仅是思想上的共识，还是商业层的共识，能够达成该项共识的物权，不论你传统物权的大小，也不论你个人能力的高低，均可以进入到“区块链数证经济”中；反之，哪怕你的物权再大，也不能在数证经济内完成有效的发行。这并不是规则不同意，或者说平台可以给你完成区块化，但是你对“物”和“权”的共识不是系统共识，就很难形成区块链，这可以说是市场的选择。

现在分析一下“数证经济”中对“物”和“权”设定，先做一个共识性的描述：

• “物”是区块，客观存在

• “权”链，是一种合伙（共产）的载体

接下来，我们给出一个商业约束方向，并探讨这个方向上的效率。

我们计划探讨的商业矢量方向是：

•“物”“权”共同生产

在多线程的环境中，“以区块链为（高维）价值载体的经济环境样貌”必然与“以产品为价值载体的传统经济样貌”大相径庭。其实这里就存在了一个宏观的战略，以什么样的思路来约束该环境下的生产共识呢？

“物权数字化”提出的约束主义是“按需分配”“共同生产”。

• 按需分配：按生产的需求分配生产资料。

• 共同生产：所有生产行为的目标是为了一个矢量约束方向上的效率值提升。

同时，我们也将这个约束，设定为“物权数字化资产思想阈值”。通俗地说，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希望“按需分配”“共同生产”，则你的物权或者“物权”将无法形成区块链，也就是无法进入流通市场，无法搭载DPOI，无法形成资产收益。

从商科的朴素理念分析：

• 按需分配：按生产的需求分配生产资料。

• 共同生产：所有生产行为的目标是为了一个矢量约束方向上的效率值提升。

是商科的核心思想。这件事从“商”的诞生伊始，就是“商”的目的。不管是皇权还资本，不管是氏族还是社会，作为社群生态流动的基础载体的“商”，从来都是希望：

• 按需分配：按生产的需求分配生产资料。

• 共同生产：所有生产行为的目标是为了一个矢量约束方向上的效率值提升。

只是这个理想不是很好实现。因为，如果让个路大家去论证，估计差不多能弄个“四库全书”的规模。而从商科的视角看，原因只有一个：

• 自由基约束能力不足

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大企业的高层，把一句话挂在嘴边：“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这个没有主语的商科盛典，催生了商业中的无穷无尽的战争。

一句简单的“利益最大化”，形成了千差万别的自由基。在去除它的所有粉饰和遮羞布之后，其实剩下的就是一句话：

• “我”的利益最大化。

而这个“我”就是“商业自由基”，同时也是社会熵增的源泉，社会资源基本上全部损耗在了“‘我’的利益最大化”之上了。

由于“我”这个词的含义没有边界，也就是其是个绝对的自由基，甚至可以说是目前社群关系中最活跃的自由基。而商科对“我”的约束，其实至今也没有什么完全有效的办法，所以很大的约束成本转交给了政府，在政治与法制之间与“我”斡旋。

由于此种社会形态的普遍存在，进而就从社会学的角度引出了一个话题：如何从社会学的视角认知“数证经济”？

“物权数字化”给出的一个回答是：“数证经济”是一个去“我”化（“去中心化”）的经济模型，同时还是一个塑造“新我”化（多中心化）的发展模型。

很多愚昧的思想，解读“去中心化”的时候，想到的基本上都是“推倒”思想，什么去掉金融机构（比特币），去掉股市（以太坊），其实都是想以自己的自由基为中心，做一个完全自由的“我”而已。如果允许这样的思维加上计算机形成了一定的共识，那么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就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和文明的退化，这些完全自由的虚妄，会将我们拉回茹毛饮血的时代。

思想的进步，就是一个自我认知到群体共识的过程，从政府替代皇权，从货币替代皇帝，从人治到法制，从农业经济到数字经济，都是人类思维共识的结晶。我们自身包括后辈们，都应该在这些已经成熟的思想上去寻求更高效率的社会共识。

“物权数字化数证经济资产思想阈值”就是建立在已经存在的高效率共识基础上，并进一步提升设计，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基于现有物权更具约束性的“物”和“权”的解读模型，并使用：

• 按需分配：按生产的需求分配生产资料。

• 共同生产：所有生产行为的目标是为了一个矢量约束方向上的效率值提升。

它的约束来形成“物权数字化数证经济共识”。

同时，“物权数字化”也在形而上的领域，给出了“区块链”的一个约束性思想：

“区块链”是一种去“我”化经济环境内的价值流动载体，“数证”是这个载体的实例。

（王辉 范雯：《物权数字化——与数证经济》专著编委，本文来自该书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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