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2021中国仲裁高峰论坛暨第二届“一带一路”仲裁机构高端论坛在京成功举办。本次论坛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简称“贸仲”）与中华全国律师协会（ACLA）共同主办，国际律师协会仲裁专业委员会（IBA Arbitration Committee）为国际合作伙伴。

国内外主要仲裁机构代表和有关国家法官、仲裁员、律师、学者及工商界人士约200人现场参会，来自近40个国家和地区约241.2万人次通过央视频等在线平台关注或收看。

以下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法学院院长王轶先生发言节选。

我认为有效提高仲裁的公信力最为关键的两个要点，一是在于能不能够妥当运用证据规则，即对于仲裁案件涉及到的事实作出妥当的处理，二是能不能妥当适用与案件相关的法律来对案件作出相应的裁断。

在我国，机构办理案件的过程是需要通过妥善适用法律来对案件作出裁断。而办案需要适用的法律，涉及到最多的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民法典。2021年1月1日民法典正式开始实施。

作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一名仲裁员，我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即法律、行政法规、其他立法文件、以及有关行政许可的规定，究竟会对合同行为的效力产生何种影响。这个问题需要我们给予关注。

今天我想借助此次发言，向大家阐释民法典对行政许可与合同效力的问题作出了何种回应。我相信对于这个问题的妥善把握，将有助于我们对于仲裁案件的处理，并有效提升仲裁公信力。

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采用了类型化技术，首先对行政许可作出类型区分，然后根据分类回应了不同类型的行政许可和合同行为，它们之间的效力判断关系。那么民法典对行政许可作了何种类型区分？

首先，第一个层次的类型区分是把行政许可区分为究竟是许可自然人、法人或者是非法人组织去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还是许可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去实施事实行为。

该类型标准实际是对行政许可首先做了一个“二等分”，那么设置这样区分的意义和价值在什么地方？

如果立法文件上的行政许可是许可自然人、法人或者是其他的组织去实施事实行为的话，那么依据民法典所确立的规则来看，即便当事人所实施的合同行为没有取得行政许可，也不会对合同行为的效力判断产生直接影响。但是如果行政许可是许可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去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话，民法典就行政许可与合同效力关系的判断作出规定，那么结论也会不一样。

其次，民法典把行政许可又区分为是许可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实施某项合同行为，还是许可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实施某类合同行为。

民法典进行这样区分的价值和意义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对此，民法典设置了相应的法律条文作以对其进行回应。

如果行政许可是属于许可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实施某项合同行为，如果当事人没有取得这种类型的行政许可就去实施某项合同行为，那么在法律上这种行为是尚未发生法律效力。民法典在合同编第2款，明确如果合同当事人没有取得相应的行政许可，就去实施某项合同行为的话，那么该项行为并不具备合同生效要件，即此时的合同行为尚未生效。

对于已经发生效力的合同条款，比如说约定去取得行政许可，办理审批手续相关的条款，当事人如果没有去履行这类条款所附加的义务，此次合同行为的效力我们要依据民法典通则总则编153条第一款的具体规定来判断。

依据民法典通则总则编第153条第1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条执行约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由此可以看出，如果合同当事人没有取得许可就实施某类合同行为，实际上是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所规定的相应强制性规定。此时合同行为的效力，还要依据当事人所违反的行政许可，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还是管理性强制规定来判断。

如果当事人所违反的这个强制性规定是属于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那么当事人没有取得行政许可就去实施某类合同行为的话，他所实施的合同行为会因为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但是许可当事人实施某类合同行为的行政许可，是属于管理性的强制性规定，即便当事人没有取得行政许可就去实施某类合同行为，但却不必然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

我们可以看到，民法典通过充分运用了类型化的思考方法，对行政许可与合同的效力判断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相应的回应，其中包含着对仲裁实践的经验，以及民商事司法审判实践的经验所进行的有效归纳和总结。

在仲裁实践中，我们若对诸如此类的法律问题有如此周全的把握，将有助于仲裁人员对仲裁案件的妥当处理，当然有助于提高仲裁的公信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