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徐伟伦

　　4月22日上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0年北京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基本情况，发布2020年度北京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例以及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指引，其中创新性地规定当事人要求掌握证据的对方当事人提交证据的制度、探索明确了调查令制度的具体适用规则及与其他程序的衔接等，以此完善当事人获取证据的方式，切实解决当事人“举证难”。

　　北京法院知产审判实现“质效双优”

　　北京高院审委会专职委员、民三庭庭长杨柏勇介绍，2020年全市三级法院共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66710件，其中民事案件42330件，占比63.5%;行政案件24380件，占比36.5%，共审结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66,973件，其中民事案件42,983件、行政案件23,990件。

　　“案多人少”“业务骨干短缺”“案件基数大、增幅快”是北京三级法院共同面临的工作困难，新冠肺炎疫情对2020年审判工作的正常开展更是带来了巨大挑战。面对困难和挑战，北京三级法院结合各自实际情况，深挖潜力，知识产权审判条线全年结收比超过100%，通过审理疑难复杂、新类型、深受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规则导向作用，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最大化实现了审判工作的“质效双优”。

　　在这背后，是北京法院系统去年在知识产权审判领域组织实施的一系列重点举措，包括发布《关于侵害知识产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确定损害赔偿的指导意见及法定赔偿的裁判标准》，统一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裁判尺度;在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设立“知识产权巡回审判庭”，在大兴区中日科技园设立中日园知识产权巡回审判点，创新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机制;积极参与全国知识产权保护测评工作和知识产权保护地方立法工作。

　　“同时，北京法院系统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共同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杨柏勇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丰台区人民法院与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中国(中关村)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签订《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合作框架协议》，通过巡回审判、企业服务、联合宣传、专业研讨，有效凝聚解决纠纷的合力;北京互联网法院联合北京市版权局发起“规范图片版权市场 共促产业健康发展”倡议，并与北京版权保护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落实行政司法协同治理方案，此外，该院探索建立的“e版权诉源共治体系”，形成了党委领导、府院联动、规则引领、多方参与、科技支撑的涉版权纠纷多元化解新模式，获得了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的高度肯定。

　　在日常审判环节，北京三级法院根据案件情况实施繁简分流，下大力气加强前端化解工作，设立速裁组、快审组等新型审判团队，实现“简案快审、繁案精审”的工作目标。北京知产法院积极推动商标授权确权一审行政案件繁简分流，该院立案庭完善独任、速裁工作模式，平均审理期限缩短至23天。朝阳区人民法院构建“诉讼前端速裁+诉讼后端精审”工作链条，在诉讼前端设立“1+5+1”动态优化的速裁团队，全年共分流案件近千件，速裁率达33.5%。

　　为破解知产侵权成本低的问题，北京法院系统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贯彻落实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切实提高侵权成本。在炎黄盈动公司诉亚马逊通公司等侵害商标权案件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判决被告赔偿经济损失7646万元，为惩罚性赔偿的司法适用进行了有益探索。

　　规范新业态对重大疑难问题给予回应

　　“在‘世界知识产权日’来临前夕，评选和发布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是北京高院长期以来坚持的一项重要工作。从2002年开始，到今年已经是第19个年头。”杨柏勇说，此次案例评选，注重坚持依法平等保护，为服务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发挥积极的示范引领作用。

　　杨柏勇举例称，此次发布的“十大案例”中的“用于执行电信系统中的随机访问的方法和设备”发明专利行政案，涉及5G技术基础专利，二审法院通过对新颖性判断中“惯用手段的直接置换”的认定，认为涉案专利权利要求具有新颖性，维持了爱立信公司涉案专利权的部分效力。

　　在“红牛”商标权属案中，涉案标的额超过37亿元，为北京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开展以来以判决方式审结的标的额最大的案件。该案综合多种合同解释方法，通过对民法物权“添附”制度的深入分析，认为该制度无法作为知识产权权属判定规则，从而维护了国外当事人天丝公司的商标权。该案同时厘清了商标转让与商标许可使用的法律界限，裁判规则对同类案件具有示范意义，释放出平等保护国内外经营者合法权益的积极信号，是司法服务高质量发展，助力改善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该案也入选了2020年中国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件。

　　除了注重平等保护，2020年度北京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例的评选过程还注重精准进行法律定性，为解决产业界、理论界、实务界关注的重大疑难法律问题给予积极的正面回应。其中的“中超联赛赛事节目”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案，再审判决结合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运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等方法肯定了体育赛事公用信号所承载的连续画面满足现行著作权法有关电影类作品“独创性”和“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的要件规定，构成电影类作品。在涉“KTV”垄断案中，法院根据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从事的具体行为性质将其定位为反垄断法中的“经营者”，认定其在KTV经营中的许可使用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对长期以来各界的法律争议给予了回应。

　　在规范新业态发展方面，北京法院重视对知识产权核心资源的保护，在一系列涉及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引发的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中，通过司法裁判为新兴行业规则的确立和完善提供指引。在此次公布的“十大案例”中，“马上玩App”分时出租视频账号不正当竞争案，对以“分享经济”为名，不正当攫取他人视频资源吸引用户流量，并采用技术手段限制他人服务功能的行为，认定为妨碍、破坏他人网络服务得以正常运行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著作权案，通过综合考虑网盘提供者具备的信息管理能力、采取屏蔽侵权文件措施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对实现有效制止侵权的必要性等因素，认定百度公司怠于采取屏蔽措施制止用户分享侵权链接、未对重复侵权的用户采取必要措施，造成权利人扩大的损失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为建立权利人、网盘服务提供者与用户之间的利益平衡提供了有效的规则指引。

　　发布证据规则指引系统化破解举证难

　　“周期长、举证难、赔偿低”是知识产权审判长期存在的三大问题，其中“举证难”问题也是北京市人大在听取审议北京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专项报告后提出的仍需改进的问题之一。同时，“举证难”也是“周期长”“赔偿低”的主要原因。对此，北京高院民三庭于2020年启动了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研究的调研。

　　北京高院民三庭副庭长谢甄珂称，此次发布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指引》(以下简称指引)共178条，分为总则、侵害专利权纠纷、侵害著作权纠纷、侵害商标权纠纷、不正当竞争纠纷五部分。

　　据谢甄珂介绍，经过调研发现，知识产权案件的当事人通常有专业律师作为代理人参与诉讼，因此有必要对律师多次、故意逾期提交证据的行为予以规制，以引导当事人及时提交证据。为鼓励当事人遵循诚信原则，积极、全面、诚实地提供证据，指引中明确，对于涉及先用权抗辩等事由的证据，在一、二审程序中未予提交的，在再审程序中通常不再予以考虑。

　　在完善当事人获取证据方式、解决当事人“举证难”的问题上，指引一方面进一步完善了当事人获取证据的方式，如创新性地规定当事人要求掌握证据的对方当事人提交证据的制度、探索明确了调查令制度的具体适用规则及与其他程序的衔接等。另一方面，根据举证责任转移规则，完善事实推定制度，避免机械适用“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导致的“举证难”问题。指引中规定，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提供满足一定条件的初步证据后，如无相反证据，则由对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通过举证责任的适时转移，解决知识产权诉讼中举证难题。”谢甄珂说。

　　此外，北京高院调研后认为，知识产权与技术的密切相关性，使得知识产权诉讼中证据的形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书证、物证等证据形式，包括第三方存证、区块链存证等电子数据证据在知识产权案件中成为更为常见的证据形式。现有法律及司法解释对电子数据证据的界定、具体形式、真实性判断等问题作出了较为系统的规定，但审判实践中仍存在仅以当事人提供的电子数据本身不易判断真实性为由而否认其证据效力的问题。

　　对此，此次发布的指引注重积极回应技术发展趋势，完善新类型证据的审查规则。在指引中创设性地规定了电子数据证据的附随证明，即当事人提供电子数据作为证据的，需要一并提供生成、存储、传输、提取该电子数据证据的技术过程说明;电子数据是从第三方平台提取的，需一并提供该第三方平台生成、存储该电子数据的技术过程说明;必要时，可以向上述第三方调查取证，要求其就可能影响电子数据完整性和可靠性的因素提供证明文书。

　　“知识产权与技术的密切相关性，还使得鉴定成为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中查清特定案件事实必不可少的手段。” 谢甄珂称，一方面，并非所有的专门性问题都需要通过鉴定来查明，很多专门性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勘验等方式实现查明;另一方面，知识产权案件中的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鉴定机构的鉴定范围有必要进一步明确。

　　对此，指引中明确，当事人申请就待证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但该专门性问题能够通过勘验等其他方式查明的，对其鉴定申请可不予准许。同时规定，鉴定意见中包含的被诉技术方案是否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被诉作品是否与涉案作品构成实质性近似等法律评价内容，应认定为无效。

　　为进一步做好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北京高院近日召开了2021年北京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北京高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刘双玉表示，将进一步推动首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我国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提供更加优质的司法服务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