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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雄风:特区国际仲裁的变与不变
李雄风
发布时间:2020-10-16 18:02 星期五
来源: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2020年9月23日,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北京市律师协会联合发起的2020年中国仲裁周青年仲裁论坛暨第八届“中伦杯”全国商事仲裁征文大赛颁奖仪式在国际商会大厦成功举行。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王承杰,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兼法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王轶教授,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庭庭长马军,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邹永贵,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仲裁与调解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曹丽军以及来自各地的仲裁工作者、仲裁研究者、仲裁征文大赛的获奖者参加了此次活动。

来自深圳国际仲裁理事会秘书李雄风在圆桌讨论环节进行了精彩的发言,以下是其发言内容摘要:

深圳国际仲裁中心(以下简称深国仲)是特区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产物,成立于1983年。

尽管在成立的37年间,深国仲的治理文件、仲裁员名册、仲裁员规则一直在不停地改变,但是这些年来,我们机构背后的核心价值和理念是从来没有变过的,而且反而在不断的变化中凸显了特区国际仲裁机构对这些核心理念和价值的一些坚持。我今天给大家的分享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治理机制的变与不变

首先我将带大家回顾一下深国仲的历史。深国仲成立于1983年。1995年的时候按照《中国仲裁法》深圳作为全国试点城市之一,在深圳组建了深圳仲裁委员会,到2012年的时候深圳市人民政府通过特区立法,将成立于1983年的特区国际仲裁机构的名称更名为深国仲,并且规定特区国际仲裁机构按照深圳市人民政府2012年进行的特区机构立法进行运作。

2017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决定合并深圳仲裁委员会和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并且在合并文件中有一句非常能够凸显深圳特区的法制思维的一句话,即“合并后的特区国际仲裁机构按照深圳市人民政府的特区机构立法进行运作”。特区对仲裁机构的法定机构立法是什么?2012年深圳市人民政府通过的《深国仲管理规定》,当时在2012年的时候是有试行两个字,2019年的时候总结深国仲管理规定运作近八年的实践,深圳市人民政府对特区法定机构立法做了修订,在2019年的时候同样是以人民政府形式公布了特区政府规章,应该是在全国对仲裁机构的第一部法定机构立法。

这部法定机构立法要解决什么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问题:1.行政干预。2.地方保护主义。3.内部人控制。这三大问题是我国仲裁机构,尤其是境外当事人对我国仲裁机构的公信力,选择在中国境内解决国际争议的时候尤其面临的三方面顾虑。

特区法定机构立法就是要回应这三个问题:第一个行政干预,深圳市人民政府作为特区国际仲裁的设立单位,不对特区国际仲裁机构的日常治理进行干预,通过一种特别巧妙、特别智慧的方式,通过聘请理事会。大家可以看到深国仲管理规定的第五条规定,深国仲设理事会作为决策机构。

为了解决内部人控制的顾虑,甚至国际仲裁院管理规定,深国仲的理事应当有法律界、工商界和其他相关领域的知名人士担任,并且规定其中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境外的人士不少于1/3,这就是通过在特区国际仲裁机构的治理结构中不断的吸纳国际的元素,能够给境内外当事人在特区解决国际争议的信息。内部人控制也是体现在理事会人员结构里面。

深国仲第二届理事会的组成人员,其中13名理事、7名来自境外,其中包括5名在香港的理事。第二届理事会也是首次请香港人梁定邦资深大律师担任副理事长,其中有两位香港律政司的前司长,梁爱诗理事和袁国强资深大律师。理事会13位成员中只有1名内部理事就是国际仲裁院的院长,其他12名全部是外部董事,就有点像上市公司的董事会,13名成员中12位全部都是外部,只有1名内部理事,是特区立法为了解决内部人控制和地方保护的主要措施。

对于行政干预,深圳市人民政府对深国仲的管理体现在两个方面,不干涉国际仲裁院的运作:深圳市人民政府聘请深国仲的理事会成员,深圳市人民政府根据深国仲理事会对院长的提名,任命院长和副院长的人选。

所以深圳市人民政府作为特区国际仲裁的设立机构,将对特区国际仲裁机构的日常管理限缩到非常小的,克制到非常小的幅度,通过法定立法的方式解决特区国际仲裁机构在治理机制上的问题。

2015年的时候,深圳发生了一起三方当事人来自中美两国争议金额超过130亿,据我所知应该是目前中国争议金额最大的仲裁案件,当时美方的首席,领衔律师是世达(音)律师事务所。当时中美双方当事人发生争议的时候并没有争议解决条款,他们领衔律师在深圳、香港、新加坡的仲裁机构中间做了尽职调查,后来发现深圳市人民政府对特区退SCIA有法定机构立法,最后选择事后达成争议解决条款,选择在深国仲解决他们的争议。当时领衔律师告诉我们,深圳市人民政府的特区法定机构立法对选择在深圳解决争议给予他们很大的信心。当时在想这个案件涉及到深圳市的本地政府,如果特区法定机构立法能够做得层级再高一点,再超然一点,以后面临更多的国际争议解决纠纷的时候,可能能够给予境外当事人选择在中国境内解决纠纷更大的信心。这也就是为什么上个月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的时候,深圳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深圳市国际仲裁院条例》,将深圳市人民政府的规章提升为特区人大立法,并且规定从10月1日起生效。

《深圳市国际仲裁院条例》沿袭了深国仲管理规定,在特区国际仲裁法人机制上的创新,主要内容体现在七个方面:

一是建立法人治理的长效机制,确定了决策、执行、监督、统一的法人治理机制。

二是推进理事会和推进仲裁员结构与国际接轨。

三是《深圳市国际仲裁院条例》进一步规定,深国仲理事会成员以及仲裁员名册的成员,来自于香港澳门特区以及境外的人士不少于1/3。

四是《深圳市国际仲裁院条例》要求建立完善的监督体系。虽然条例明确规定仲裁机构应当依法行使仲裁职能不受干涉,但仲裁员的行使必须接受监督,以保证其中立性、公正性和公信力。

五是条例规定要进一步强化执行机构财务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制度。

六是健全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除了仲裁调解之外,特区国际仲裁机构在专家评审、谈判促进,除了仲裁调解传统的争议解决模式之外做了新一步探讨,而且谈判促进方式特别为深圳本地解决棚户区改造和城市更新的问题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七是条例也是与时俱进,在总则的第七条规定深圳特区国际仲裁机构应当利用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推广发展智慧仲裁,为当事人通过运用科技手段解决争议提供基础。

从深国仲成立到现在,治理的文件、形式、层级、具体条文的内容到今天的条例七章37条不断的发生变化。背后的核心理念,从机构成立之初开始抱着使命、愿景和独立公正创新的核心价值,这三个核心的理念和价值是特区机构从成立之初一直没有变化的。

二、谈一些具体的问题

主要是从仲裁规则的变与不变来展开。从建立之初到现在已经用过数版规则,其中有一个始终不变的核心价值就是始终坚持当事人中心主义,无论哪一版规则制定和修订的时候贯穿整个修订的核心理念。

现在的《深圳市国际仲裁院条例》是第二届理事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2019年2月21日起施行,在今年8月份针对疫情给仲裁机构推进仲裁程序带来的影响。深圳国际仲裁理事会对2019版的规则做了修正,修正案和深国仲条例一样,也是选择在2020年10月1日起施行。

现在深国仲一个叫一主五特的规则体系,有一个通行的主要的深国仲主规则,主规则之下有多元化、专业化的一些细分的规则,包括金融争议规则、选择性复裁指引,关于适用联合国贸发会仲裁规则的程序指引,海事物流规则和网络仲裁规则。

2019版《深国仲仲裁规则》修订包括五大重点:

第一是进一步扩大当事人的意识自治空间。

第二是落实诚心合作原则。

第三是借鉴国际惯例,立足国情,做一些探索,做一些机制突破上的探索,待会儿会跟大家分享到复裁制度。

第四是加强多元化、专业化,高效率、低成本的一些措施。

第一点,进一步扩大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空间。其实在第一章总则以及第二章仲裁庭、第六章审理以及第八章裁决方面都做了很多规定,贸仲、北仲的规则和深圳国际仲裁规则在这方面都很类似,当事人可以就他们的仲裁规则进行选择,仲裁地自由选择,选择仲裁语言和他们认为适当的送达方式,包括仲裁庭人员的组成方式,以及开庭地点,举证规则,当事人可以选择IDA的举证规则,不一定适应民事诉讼法关于规则的规定,包括裁决的做出。当事人可以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实体法的依据,当然除了我国强制性规定必须适应我国法律的规定除外。

增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条款里面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首席仲裁员的指定条款,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的第30条,规定了四种首席选择的产生方式。第一种和第三种边裁共同指定法和选择指定法,是目前仲裁规则中比较常见的,贸仲、北仲规则里面都是有这样的规定。

在这之外还多加了两种选择首席仲裁员的方法,一种是排序指定法,一种是排除指定法,工作原理和选择指定法很类似。排序指定法的意思是,仲裁员秘书处会给申请人、被申请人双方推荐名单,比如说,列5个仲裁员,让双方当事人在5个仲裁员里面对他们做评分,秘书处收到当事人对这两份名单的回复之后,选择评分重合中最高的仲裁员作为案件的首席。排除指定法同样的道理也是给双方当事人多人的名单,双方当事人可以在名单里面去除掉认为不适合担任仲裁庭首席仲裁员的候选人,最后秘书处会根据当事人返回过来的名单确认首席仲裁员的候选人。

2019版《深圳国际仲裁员仲裁规则》特别强调诚信仲裁,大家知道去年仲裁界发生了一些不太好的现象,牵手仲裁,双方串通一起借助仲裁机构平台做一些损害第三人利益,甚至损害公共利益的事情。因此在2019年仲裁规则制定的时候,就特别强调要在当事人和仲裁员中推行诚信仲裁的概念,在第七条规定当事人和代理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和善意合作的原则参加仲裁,如果因为违反这两个原则导致程序拖延或者费用增加的,仲裁庭有权可以决定当事人应该承当的后果。看诚信仲裁这个原则在深圳国际仲裁2019版仲裁规则中是具体怎么落实的,首先是第40条庭审声明,现在深国仲所管理的所有机构仲裁的程序中,在开庭的时候申请人、被申请人以及仲裁庭必须在开庭前宣读制作的庭审声明,以增强开庭时对诚信仲裁的仪式感。当事人和代理人、证人、见证人其相关人员,也可以选择或者在仲裁庭的要求下做诚信仲裁和善意合作的声明。第49条规则进一步规定,当事人做出声明,而且可以要求当事人保证和解协议和相关交易的合法性和真实性,承诺不损害案外人的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如果当事人不履行、不遵循诚信合作原则和善意合作原则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仲裁员规则的第64条也赋予了仲裁庭在面对双方当事人不履行诚信合作原则时的后果,如果导致程序拖延的,仲裁庭可以要求富有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

深国仲2019版规则的第三个方面借鉴国际惯例,做一些机制上探索的突破。率先在规则中引入了选择性复裁概念,据我们了解,实质调查有很多企业对仲裁一裁中局制度设计安排存在一定顾虑,在域外的一些国家的法律是允许双方当事人就仲裁裁决的结果,无论是实体问题或者法律问题是可以有上诉安排的,不管是在仲裁庭内部还是说在当地的法院。可以看到英国、荷兰、法国、新加坡、香港、澳门、印度都是有允许这样的安排,无独有偶,特别有意思的是深国仲2019年规则2月21日起生效后的两个月,4月1日新加坡的议会决定修改新加坡的国际仲裁法案,其中的一条就是响应议员的呼吁,在新加坡国际仲裁法案中加入允许当事人就仲裁地在新加坡做出的裁决,就其中的法律问题向新加坡法院进行上诉。

除了法域的仲裁法规定之外,有很多仲裁机构也有复裁的条款,如果你不想适用就得通过双方当事人的和议,把自己从他们的制作安排中解放出来。我们做过的实际调查,梳理了从2015年到2019年当事人对仲裁裁决实体上诉的刚性需求,各位专家都知道现在国内的法律在对仲裁裁决进行撤销或者不予执行的时候,是不允许对实体问题做判断的。

据我们调查,当事人在对实体问题有顾虑的时候或者有异议的时候,一般会以仲裁庭组成或者仲裁庭程序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向法院提起撤销或者不予执行。可以看到从2015年到2019年,当事人对实体需求的刚性需求始终维持固定的比例。所以我们做了选择性复裁制度的安排,从复裁程序的启动到最后裁决的作出都是可以参照选择性复裁制度的程序指引。

条款为了符合我国仲裁法的规定,不与我国仲裁法规定的一裁终局的制度安排相冲突,必须要提醒当事人在你双方约定适用选择性复裁程序指引的时候,必须规定仲裁地,在仲裁地的选择上必须填写不禁止复裁的国家或者法律。比如说,仲裁地是在中国,选择性复裁制度是没办法适用的,因为目前仲裁法规定还是坚持一裁终局的安排。

多元化争议解决的纠纷方面也是在2016年版规则和2019年版规则的第二条、第二款都规定了深国仲可以受理投资仲裁纠纷。像刚刚承杰秘书长提到的贸仲是特别制定了一套投资仲裁的规则安排,特区国际仲裁机构的做法是会鼓励有投资仲裁的当事人去选择适用联合国贸发会仲裁规则,因为这是一个国际上比较通用的规则。为了让当事人更好的衔接联合国贸发会的程序规则和深圳国际集团管理的仲裁程序,制定了深国仲关于适用联合国贸发会仲裁规则的程序指引,指引有一个亮点,其中的第三条规定香港是默认的仲裁地。

在深圳国际仲裁适应联合国仲裁规则第三条的规定程序指引下,深国仲有两个安排:第一个是可以担任管理机构,并且适用联合国贸发会的程序规则。第二个是当事人直接适用联合国贸发会规则,深国仲只是担任指定机构。在这个时候默认香港为仲裁地的时候,大家可能会问执行的问题,内地和香港之间的裁决执行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以1997、1999年为界,1997年之前适用纽约公约,1997到1999年是法律真空的状态。1999年之后两地执行仲裁裁决的渠道畅通。在1989年的时候中国内地首个仲裁裁决在境外执行,也是特许国际仲裁机构在1987年5月份受理的案件开了4次庭,1988年7月12日做出裁决,1989年6月29日在香港高等法院得到认可。

近几年,特区国际仲裁机构受理的在香港执行的数据,因为深圳和香港的紧密联系,所以特区国际仲裁机构在香港获得承认和执行的裁决数量一直是处于最高的,而且从香港回归以来没有任何一宗的特区国际仲裁的裁决被判决不予执行。

最后,仲裁规则中关于高效率、低成本的条款,在快速程序和普通程序的裁决期限都做了限缩,希望仲裁庭能够兼顾效率,能够进一步的加快推进程序。最后在送达和信息技术运用上面,所有仲裁机构在制定新的仲裁规则,尤其是面对疫情给仲裁程序推进带来影响的时候要考虑这个点。

2020年,据我了解全球除了特区国际仲裁机构之外,伦敦国际仲裁院也更新了他们的规则,送达和信息技术的应用,也是伦敦国际仲裁院2020版规则的重点,希望仲裁机构给予仲裁庭在运用信息基础上进一步的空间,鼓励仲裁庭采取更多元的一种措施,更灵活的一种措施协助当事人解决纠纷。

责任编辑:武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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