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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皓亮:北京仲裁委仲裁新规的改革与创新
张皓亮
发布时间:2020-10-16 18:02 星期五
来源: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2020年9月23日,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北京市律师协会联合发起的2020年中国仲裁周青年仲裁论坛暨第八届“中伦杯”全国商事仲裁征文大赛颁奖仪式在国际商会大厦成功举行。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王承杰,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兼法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王轶教授,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庭庭长马军,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邹永贵,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仲裁与调解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曹丽军以及来自各地的仲裁工作者、仲裁研究者、仲裁征文大赛的获奖者参加了此次活动。

来自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业务拓展处国际案件处的处长张皓亮在圆桌讨论环节进行了精彩的发言,以下是其发言内容摘要:

今天我将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北仲对变与不变程序制度创新的内容。首先,我将从仲裁程序的效率开讲。效率始终是仲裁追求的重要目标,但此处的效率不仅仅指的是时间成本,它是指每一个仲裁人单位的投入,资源投入所产生的仲裁服务的量。相信每一位当事人都期望用最少的投入,取得最好的争议解决效果。因此如果把它叫做仲裁服务的生产效率可能更为贴切一些,实际上其已经包括公正、专业和高效的因素。这些年来,我国各个仲裁机构为了推进仲裁的效率提升进行着多种多样的制度创新。

北京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仲)、北京国际仲裁中心为了服务好当事人也不遗余力的进行创新,不仅包括了对制度层面规则的修改,还包括了对仲裁实践推动与改进以及内部效率提升的措施。

首先我将分享一下,一年来北仲在制度创新上面所做的一些工作。

第一,明确将仲裁费用区分为仲裁员报酬和机构的费用。

北仲是全国首家在2019年的仲裁规则中,明确将仲裁费用分成了仲裁报酬和机构费用,新规则规定当事人约定情况下仲裁员报酬可以按小时计费,使得原本在2015年引进的在国际案件中可以选择适用分离收费标准扩展到了所有的案件。应该说,北仲在中国仲裁费用的改革方面迈了一大步。北仲将仲裁收费制度进行改革以后,当事人会清楚地知晓其支付给仲裁员的费用以及支付给机构的费用各自为多少,仲裁员也有相当大的预期,我如果做完案件以后能获得多少的报酬。在这个意义上,对当事人而言,最大的意义是知晓了费用的构成,才能真正的比较出我所支付的仲裁机构的费用、仲裁员的报酬和其他的仲裁机构的收费进行比较,才能确切地感受出所花费的仲裁费用是否值得。因此,北仲对仲裁收费改革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费用拆分以后有了可比性。

第二,拆分以后才能使当事人知晓哪一个因素是高效的,哪一个因素是不够高效的,从而相应地进行改变。

第三,拆分以后才能体现权责相当,责任之担的原则。当事人会将自己的付出和自己的收益做出对比,如果为负还是为正一目了然。

对仲裁员而言,是正本清源,确立仲裁员在仲裁中的核心地位,才能够明晰仲裁员为当事人提供仲裁服务,而不是为仲裁机构提供仲裁服务原则。仲裁机构才能真正的从仲裁的信用中介中走出来,消除仲裁庭对仲裁机构负责,仲裁机构才对当事人负责思维定式,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仲裁员和仲裁庭对当事人负责的原则。此外,北仲为了避免对突发且标的额巨大的案件收费过高,还对仲裁员报酬和机构费用进行限制,分别规定三个仲裁员报酬最高额为1800万,而所对应的案件标的额是86亿,机构费用最高为876万,对应的争议额是50亿元。

第二,明确授予了所有案件的当事人都可以约定或者选择适用仲裁员报酬小时计费的权利。

小时计费作为通常的国际通行的仲裁员报酬的计费方式,应该说更加准确的反映仲裁员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相对于固定费用而言,对于大标的额的案件小时收费可以起到非常好的优惠的作用,等于说是给了当事人再次为自己的财务和支出进行提升仲裁效率的一种管理工具。

实际上,大家可能想到选择适用,但是在大标的额案件里边达成适用小时费用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首先,我们认为大标的额案件的输赢对双方非常的重要,任何一方不宜采用拖延技术性抗辩或者缺席的策略,各方都有积极参与和应对的动力。

其次,大标的额案件仲裁成本相对较高,不宜任何一方所忽略,尤其是在刚刚立案选择适用的时候,大家还无法知晓整个案件的走向,对当事人风险而言选择小时费率是最佳的策略。对此北仲已经有了实践,很多案子算下来按照小时付费付仲裁员报酬,还不足固定收费仲裁员的1/2。这样的规则给当事人灵活选择小时费用的选择权,更能符合现在费用的状况。

今年的9月1日,为了进一步明确和支持小时付费收费的模式,北仲还拟定了《关于采用小时费率收仲裁员报酬的操作指引》,并向全社会征求意见。这也是北仲首次把小时费确定费用的预交,仲裁员报酬的预付,工作小时的确定以及仲裁员报酬的结算与承担等多个方面做出了相应的规定,相信这个指引在最后正式出台后会再次增强当事人选择小时费的信心和预期。

第三,规定了合并立案制度。

按照这条的规定,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就可以直接申请合并立案:

1.多份合同的仲裁协议内容相同或相容。

2.多份合同存在主从合同关系或多份合同当事人相同且仲裁标为同一种类或者有关联。

做这样的规定也是从仲裁案件的效率出发,实践中也大量合并立案的需求,不管是刚才讲的主从合同关系还是反复实施和反复订立的大量的合同。如果这些案件都单独立案,不但会造成仲裁员程序的反复与浪费,更有可能出现矛盾的裁决。2015版的北仲仲裁规则引入了国际交为通行的合并仲裁的制度。既然合并仲裁制度可以国际通行,合并立案完全可以看成是合并仲裁的特殊情形。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就进行了合并仲裁,也就没有道理不允许合并立案。

值得注意的是,在适用这条的时候,当事人就多份合同申请合并立案,应该由本会根据事实情况来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相当于仲裁机构保留了最终的决定权。看起来决定权自由裁量,实际上,实践中真正检验的原则或者标准,合并以后是不是实质性的提升了仲裁案件的效率,如果无助于提升效率,甚至是降低效率的情形,是无法同意合并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两次购货形成的合同,其中一份合同已经签署,债权债务都很清晰,另一份合同虽然也是同样当事人,但不管是数量还是标的额都有争议情况下。如果这两份合同,当事人申请合并立案,虽然表面满足了第一条件,但通常是不会同意的。

第四,管理规范做出了准许延长的规定。

得益于良好的程序管理的经验和管理的支持,北仲的规则对程序性期限设定都是比较的紧凑。正如刚才所述讲的仲裁的效率,不仅仅指的是时间成本,或者不仅仅指的是快速,而是指在相同投入下能不能产生最好的效果,所以当时间成本的减少会同时引起其他成本增加的时候,这种成本的增加超过时间成本减少时就有必要做出一定调整。所以,在这个方面北仲《2019年的规则》规定在这些管理性的规范,经过许可后可以延长,有助于当事人的实践需求。比如说,财产保全、证据保全、庭外和解等等,也再次需要说明的是,是否批准判断仍然考虑总体程序效率的问题。

第五,制定了网络开庭的指引。

针对今年疫情以来,仲裁庭所面临现场开庭的困扰,指引最重要的特色是提供了技术性的指导,能够使当事人真正高效的、快速的看了一遍指引后,就能够进行网上开庭的操作。实际上,在指引出台之前,北仲已经有很多次网上开庭的实践,都取得了很好的操作效果。但是我们还是要说的是,如果从提高仲裁服务的效率创新角度,在现有的网络基础之下,其实网络开庭真正的难点并不是技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如何识别出适合于网络开庭的案件,或者能够建议网络开庭的案件,使得网络开庭受益真正大于网络开庭的成本,避免当事人认为所有的案件好像网络开庭都一定会是最有效率的。

这就需要仲裁机构人员识别出各种相关影响的因素,客观进行评价和评估以后给予仲裁庭最后的建议,由仲裁庭来决定。北仲内部有较好的研究和决定的网络开庭制度的保障,以保证真正的适用网络开庭案件是最适合的案件。同时,北仲提供的网络开庭服务应该是灵活的,允许线下、线上,也可以是当事人、代理律师,甚至包括秘书的一部分或者全部都可以。

出于网络开庭服务的长远性和成本的节约,北仲并不去指定任何通用的技术或者软件或者应用,因为一旦指定这些技术、软件或者自行开发以后,发生的持续性的成本还是会在仲裁服务利益相关方成本中进行分摊。所以北仲就个案来决定应用的技术、软件或者相应的APP,尤其是跟国际案件,要考虑到遍布于世界各地的国际当事人,他们的使用偏好、习惯以及包括软件的熟悉程度,都完全是因人而异。

第六,鼓励仲裁庭灵活运用程序工具。

北仲仲裁规则第36条规定,仲裁庭有权根据审理的需要采取制作案件的审理日程表、发出问题单、举行会议等等。北仲一直都是非常鼓励支持,甚至是激励仲裁庭扩大程序工具的运用,而且要有广度和力量,出台了很多内部的范本以及指引,协助仲裁庭去灵活的使用。为什么要出台这些?其实是有一项新的工具、技术是有门槛费的,去协助做出内部的范本或者指引就是克服门槛费的成本问题。

就国际案件而言,尤其当事人地理分布是比较分散的,存在距离远、时差久,更改仲裁程序成本高的特点。北仲是统一建立,除非判断不适合使用程序案件外,所有的国际案件都要事先做好安排并发布程序令,尤其是对于国际案件重要的审理因素必须进行提前的沟通与安排。

就国内案件而言,根据整个案件的情况判断,自愿推行使用各种程序工具,同时开始逐步的试点,将部分仲裁程序交由仲裁庭负责,减少中间沟通的环节,真正加快案件审理的进度,也可以同时培养和锻炼真正熟悉和精于仲裁程序的仲裁专业人士,今后也会出现更多的独立仲裁员职业奠定基础。

同时北仲是内地第一家做出临时措施,对临时措施还进行了进一步扩大、研究和使用,除了依照可能执行地的法律可以发布临时措施外,对于当事人表示自愿遵守,当事人有明确约定或者依靠仲裁庭的程序权利或者举证的不利推定,可以要求当事人事实上遵守命令的这些案件,紧急仲裁员或仲裁庭都可以按照具体情况做出临时措施。

以上内容是北仲新规实施一年来一些创新的制度和安排。在这过程中始终坚持以提高仲裁服务效率为导向,不断的求教于当事人或者是仲裁的专业人士,也不断的向各个仲裁机构学习。但是在学习各个仲裁机构的同时,也发现了在现在每一个机构的仲裁规则趋同的情况下,每一个机构有自己独特内在的组织方式,收费模式,甚至独特的市场环境,这些不同才是真正的让每个仲裁机构拥有不同于众的优势,这些优势还真正是整个仲裁制度程序创新的源泉,所以,与其简单的从仲裁规则修进创新发展到组织模式、专业细分以及服务理念变化结构性的创新。

第二部分首先考虑的是仲裁服务的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负责从大面上来讲,每个仲裁机构提供的仲裁都是仲裁服务。

1.如果仔细的去考量,仲裁机构之间提供的仲裁服务并不相同。比如说,经常会听到轻管理、重管理这样的一种说法。相信把不同管理模式的仲裁机构或者效率相比叫必须进行适当的调整和还原才是具有可比性的。比如说,轻、重管理的仲裁机构,主庭前的管理程序就可以相互比较,而且可以直接的借鉴。但如果通过主庭后的仲裁程序,也许可以学习,但这种借鉴必须是间接的,不能经过调整的。想象一下,仲裁服务为什么有一些机构提供的多,有一些机构提供的少,它的边界在什么地方?我个人认为有仲裁机构本身的组织能力、资源条件以及案件结构来决定的,前述条件范围内提供仲裁程序的服务才是最有效的,超越条件的部分应该交给当事人或市场来自行决定,可能是市场最有效的安排。

比如说,当事人地域相对集中仲裁机构,统一提供合适的开庭场地和提供统一的送达服务它就是有效的。相反,它可能是为当事人自行安排更为简洁有效。比如说,对于处于成熟环节中的仲裁机构更适合于轻管理,处于还在发展中的仲裁环境的仲裁机构适度的中度或者重度的管理都是合适的。

2.更多地应该提供的是组件式的程序服务,前面两位发言人都讲到了中国的仲裁市场越来越开放,除了仲裁机构多元化,当事人、案件都多元化了,它所带来的就是仲裁需求的服务多元化。在某一个仲裁机构提供标准化的服务中,一部分对当事人而言可能是有效的,而另一部分或者几部分仲裁服务对当事人而言有可能是低效的,所以当事人更可能希望享受一种或者某几种服务,而其他的一些相对效率比较低的服务可以用其他的机构来予以弥补,甚至非仲裁机构予以弥补。

在这个意义上,原来有些专家提供的跨仲裁机构的案件合并也不是不可行,也不是不可想象的。同样,组件化的程序服务也便于当事人真正的评估具体某项服务的收益和成本比,因此能够真正的识别出哪个组件服务是不足的。比如说,开庭场地、秘书服务、翻译服务等等,非常有助于仲裁机构针对性的改进。北仲在这方面一直做尝试,已经向其他的仲裁机构或当事人提供过场地、视频传输等等服务,也使用过其他机构的开庭服务、证人作证监督服务等等,能够高效地去解决案件。

组件式服务还可以将部分的服务市场化,这样会有更多的利益相关方真正的参与到仲裁界,参与到仲裁的服务中来。比如说,专家库公司、网络会议的机构、调查机构,甚至包括酒店等等服务机构。

3.效率理念的树立。这应该是仲裁程度制度创新的关键因素,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曾几何时合并仲裁、合并审理、紧急仲裁员、邮寄企图等等均难以被业界接受和认可,有时候还被视为违反当事人意识自治的制度。我相信经过这么多年,国际、国内仲裁界的不懈努力,这些制度都很好的被接受,而且最后运行的非常的顺畅。之所以有这种结果,可能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些制度能够紧扣当事人的需求,提升仲裁程序的效率。这些年仲裁界努力使得效率进一步得到了体现,仲裁程序更多地从具有实用主义色彩,逐渐弱化僵化的文本主义色彩,北仲第一版规则起不断的创新改革,也是坚持这种理念。司法机构大力的支持,尤其是对增进效率性改进措施的支持,也使得中国仲裁法在25年没有实质性变化情况下,迎来了丰富的仲裁界的创新实践,中国仲裁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壮大。

最后,欢迎和支持各种变化,但是北仲不变的是对仲裁效率永恒的追求。谢谢!

责任编辑:武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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