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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从“刀制”到“水治”
写在《法制日报》更名及创刊40周年之际
发布时间:2020-08-10 08:59 星期一
来源:法治日报——法制网

□ 李占国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李占国

《法制日报》创刊于1980年8月,那时我还是一个刚刚步入大学二年级的学生,转眼就40年了。光阴荏苒,如白驹过隙,40年弹指一挥间,不知不觉我已经是年近六旬的老者了。作为一名与《法制日报》同行40年的法律人,可以说,我们这代人是伴随着它成长起来的。我这样说并非有意夸大《法制日报》的作用,回过头去想想,自己就是在党组织的教育培养下,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在各种书报的影响下,逐渐成长为一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坚定信仰者和实践者的。人们常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报刊又何尝不是呢?《法制日报》是我们党在政法战线的主要喉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40年沧桑巨变的见证者和推动者。40年来,它每天都以或多或少的文字记录着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昭示了我们党建设法治国家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其地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这次《法制日报》更名,由“刀制”改“水治”,我相信必将在全社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说到情感,自然离不开与报社领导、记者的友谊,从山东到浙江,都与报社领导及驻山东、浙江两个记者站的同志有着许多往来和交情。记得去年10月底,邵炳芳社长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调研时,我还问过他为什么不把“刀制”改为“水治”,前几日听说真的更名了,不免有些欣喜和感慨。

回顾这些年我们走过的路,不就是从“刀制”到“水治”吗?不能小瞧这一个字的变化,一字之变理念新,一字之变天地宽,一字之变乾坤大。我觉得,从《法制日报》到《法治日报》,充分表明了该报始终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同频共振的决心与信念,说这次更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步入新时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不为过的。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漫谈些许,既是抒怀、纪念,也是祝福、祝愿。

法治是法律之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律是治国之重器。”“刀制”之法制强调的是静态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的完备性;“水治”之法治强调的是动态的法律体系和法律的实际施行。如果说法制是1.0版,那么法治则是2.0版,概念更大、内容更多、范围更广,“水治”不但要治人,更要治己,它所承载的权利保护、权力制约、公平正义等价值追求更深远,所以也是更优、更佳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共产党人开创的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这也就决定了我国法治道路充满坎坷。“文革”前相当一段时间内,只有宪法、婚姻法两部法律,谈不上法制,文革期间就更不用说了。改革开放后,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决定,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就是说从“刀制”到“水治”也经历了整整20年。

为了这一字之差,我们党和国家的许多有识之士是费尽移山心力的。记得1979年刑法、刑诉法等7部法律出台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步云、王家福等学者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诉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即中发〔1979〕64号,简称“64号文件”),这个文件第一次在官方文件中使用了“社会主义法治”一词。1980年初,全国第一次“人治”与“法治”专题讨论会上,就有人质疑他们是“把自己的观点硬塞进中央文件”。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法治论”、“结合论”和“取消论”这三大派间的激烈论争绵绵不绝。直到党的十五大报告改“法制”为“法治”,算是一锤定音了,实现了治国思想的一次重大突破。听说西南政法大学的黎国智教授,看到十五大报告把“法制”改为了“法治”时,激动得老泪纵横,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啊!黎教授是我的母校老师,可惜我没有听过他的课,无缘亲耳聆听他老人家的教诲,我对他知之甚少,他更不可能知道我这个学习并不优秀的学生,但我能从他的眼泪中看到法治精神的光芒,感受到他老人家一生对法治的向往和孜孜不倦的追求。如今,黎教授已经作古,他的那滴眼泪永远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20年改一字,个中艰辛、各种不易,我们许许多多的共产党人尤其是法律人都深尝其味、深谙其道。法治之路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就是到了2006年左右,因为《物权法》草案规定了平等保护原则而招谤惹讼,某些否定意见和“违宪”指摘横空出世,直接导致物权立法一度“叫停”。而时至今日,平等保护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融入日常。法治的发展进步,可见一斑。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又一个20年过去,时间刻度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2017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唯奉法者强,唯明法者进。更大的成功还在孕育,更恢宏的目标将要实现。再不要20年了!到2035年,我国将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

我大学毕业后,先后历经公安学校、检察院、政法委、法院等单位,从法学老师到政法干部,从山东到浙江,《法制日报》都是我了解司法实务、感受司法变迁的重要渠道。从“运动式”严打到“法治化”扫黑除恶,从“疑罪从有”到“疑罪从无”,从“以侦查为中心”到“以审判为中心”,无不是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日益深入人心、广为实践的过程,无不见证着从“刀制”到“水治”的嬗变。去年10月,我担任审判长主审了一起20年前杀人案,省检察院检察长贾宇出庭公诉,省律师协会会长郑金都出庭辩护。《法制日报》浙江记者站全程跟踪、深入采访,刊发《大检察官出庭履职大法官当庭宣判——浙江省级法检“两长”同庭审理一起杀人案》的稿件,全景式报道这起浙江省历史上首个省级法检“两长”出庭履职的案件,向公众充分展示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成果,鲜明传递了“正义虽然会迟到,但不会缺席”的法治之声。

法治也是治理之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水治”之法治相比于“刀制”之法制,天然含有治理的因子、治理的要素。水利万物,“水治”方为万物之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法治至关重要。实践也一再证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如果不在法律框架下解决纠纷,实行法外施治,很有可能会“按下葫芦浮起瓢”。一些重大复杂问题,用法治方式解决,往往能收到一锤定音的效果。当然,法治也不是孤军奋战,“水治”具有天然的融合耦合属性,善于共建共治共享,是为系统之治。对于身处矛盾纠纷化解第一线的人民法院来说,突出“水治”的共治属性显得尤为必要。

2013年,我离开山东省检察院到济南任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后,面对非法集资犯罪高发多发的局面,我们主动出击,由市委政法委、市综治办牵头,协调各政法单位、工商行政、金融管理等部门,组织开展了为期3年的专项行动。我们始终坚持法治原则,对没有融资资质而向不特定人融资的一般违法者,由工商管理部门监管并查处,涉嫌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立案侦查;坚持打早打小,追赃务尽,尽最大努力避免损失、挽回损失;坚持打防管控多措并举,深入开展“法治六进”活动,提高群众的自防能力,有效遏制了非法集资犯罪高发多发势头。《法制日报》记者蔡长春、姜东良以《“济南经验”掐住非法集资七寸 扭转打击非法集资的被动局面》为题进行专题报道,既传播了济南的经验,也提升了群众的防范意识。

这也进一步强化了我在管理中的系统性思维,突出“水治”的共治属性。2018年初,我到浙江高院工作后,面对全省法院案多人少的突出难题,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要主动转变思路,变“以我为主”为“主动配合”,将法院调解工作置于党委政府大治理格局之中的思路,分别在省域、县域和镇域层面总结推广“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普陀模式”和“龙山经验”,推动形成横向联动各部门、纵向延伸到各村社区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雏形,使浙江成为全国唯一实现诉讼和执行收案双下降的省份,为2019年浙江省委提出“最多跑一地”改革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当前,我们正在积极助推“信访打头、调解为主、诉讼断后”的县级矛调中心建设,变“大信访平台”为“矛盾化解平台”,变矛盾“中转站”为问题“终点站”,努力打造诉源治理的“浙江之窗”。对此,法制日报社浙江记者站记者陈东升、王春作为司法一线的瞭望者,敏锐感知、及时跟进,以《浙江县级矛调中心开启“中国之治”》为题予以报道,用“信访打头接诊分流”“调解为主专家门诊”“诉讼断后手术治疗”三句话生动诠释了浙江深化“最多跑一地”改革的理念、机制、实践和成效。

法治更是良法善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立法、执法、司法活动都要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古语有云:“上善若水”,“水治”相比于“刀制”而言是善治,是良法善治。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法治的价值追求,是法治的初心使命。要更好实现公平正义、实现法治理想状态,关键的还在于人,在于培养一大批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法治人。

近年来,浙江法院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开展思想建设、质量建设、作风建设“三个建设年”活动,认真开展司法规范化水平提升年活动和执行不力问题专项治理,组织开展“政治大学习”“思想大讲堂”“理论大培训”“认识大讨论”系列活动。特别是持续做优做强全省法院“院长论坛”这一队伍建设品牌,围绕“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不忘初心、担当作为”、“善于学习,就是善于进步”、“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最根本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等主题,让全省法院的院长谈体会、谈认识,引导广大干警争做理论上的明白人、工作中的实干家,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

法制日报社浙江记者站陈东升、王春同志对此密切关注,多次深入采访,见人见事“抓活鱼”,以《浙江法院“走心”教育换“真金白银”行动》为题,在头版头条专题报道,传递了浙江法院好声音,同时也为我们添了柴、加了油、鼓了劲,全省法院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劲头更足,奋力当好“重要窗口”建设者、维护者和展示者的劲头更大。

法治还是智治之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司法规律,把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现代科技应用结合起来,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水主智,“水治”本身就包含着智慧之治、智能之治。当前,以5G、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技术正深刻改变着世界,也深化改变着法治。法治要与时俱进,就必须更加主动地拥抱技术、融合智能。

近年来,浙江高院按照“平台+智能”的总体思路加强顶层设计,深化现代科技与法院工作深度融合,涌现出了“杭州互联网法院”“移动微法院”“浙江法院统一办案办公平台”“凤凰金融智审”“智慧执行”等一系列的创新成果。特别是疫情防控期间,浙江法院智能化建设大显身手,创造性地解决了疫情防控期间诉讼服务难题,实现立案“不打烊”、审案“走云端”、执行“网上见”,让老百姓充分感受到“指尖诉讼、网上解纷”的便利。《法制日报》以《浙江移动微法院解线下诉讼暂停难题》为题报道了支持“一站式掌上诉讼”的移动微法院,称“不仅为法官在线办案提供了强大技术支撑,更给了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人身健康安全双重保障”,在全国引起了较大反响。这与法新社、《The Lawyer》等外媒报道的“在线上诉讼领域方面,中国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相互印证。在媒体见证和传播中,从浙江走出去的移动微法院,已成为一张亮丽的司法新名片。

说到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40年在历史长河中很短,我们探索法治道路的艰辛与努力,留下的印记却是难忘的。40年的变化有目共睹,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感受到我们的法治环境越来越好,信仰法治的人越来越多,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也在逐渐成为大家的共识。尽管我们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那都是前进中的问题,憧憬未来,我们更加充满信心。今天,《法治日报》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必将越办越好,有这个良师益友的陪伴,我这个政法战线的老兵会更加努力,为法治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作者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责任编辑:方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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